编者按：我们已经与新冠疫情共存近两年时间。当发达国家在推进疫苗接种计划并回归办公室时，欠发达国家却在面对疫情导致的极具破坏性的一系列后果。这篇文章来自编译，文中主要讨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场全球性公共医疗危机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更为沉重的代价。这是文章的上篇，主要讲述了发展中国家在疫情影响下的经济重创，让人深刻认识到“同一个世界，不同大流行”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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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世界，不同大流行

在过去近两年的时间里，一场流行病使全球人类都深受其害，但这里的“其害”却未必是一样的。

在发达国家，被称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病毒性呼吸道疾病瞬间成为主要的致死因素，而击溃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因素却并不是这一病毒，而是其产生的二阶效应：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国针对新冠病毒所采取的措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差别，在疫情下体现地淋漓尽致。

每当我与在加纳、尼日利亚和纳米比亚的亲朋好友聊天时，我都会感受到这一全球性事件对每个地方产生的深刻而不同的影响。在生活和生计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所遭受的影响与在欧洲和美国生活的人们截然不同。在经济和教育方面也是如此，在公共卫生方面更是如此。而在这些方面，最后主要的区别通常就是生与死的区别。

前面提及的三个国家中，其人口年龄中位数都介于18岁至22岁之间，新冠病毒对不同年龄人群的危害程度不同。新冠病毒之所以会致命，是因为对如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等疾病的防治不到位。就非洲而言，目前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有近2600万人，并且每年都有几十万人死于艾滋病；而特别容易导致婴幼儿死亡的疟疾，每年都会夺走近40万条生命。

这些数字都非常庞大，但实际上，这些数字已经相比之前减少了许多，主要也多亏了医疗保健工作对这方面做出的贡献。但在疫情期间，人们也不再去诊所问诊，其中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很难去诊所，并且医护人员也需要减少流动与接触。

据国际医药卫生援助机构全球基金（Global Fund）在非洲和亚洲展开的调查显示，2020年4月至9月，产前护理门诊问诊数量下降了三分之二；五岁以下儿童健康咨询数量则下降了三分之一。

公共卫生专家预测，新冠病毒大流行将间接导致疟疾的死亡病例翻倍。未来几年会有40万人死于结核病，另外还会有50万人死于艾滋病。总之，世界大部分地区为应对新冠疫情采取的措施引起了“影子大流行（shadow pandemic）”。

因此，在计算新冠病毒的实际死亡人数时，不仅要计算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病例人数，还应该计算其他本来可以防治的病因而导致的死亡，这些病因具体包括疟疾、结核病、艾滋病，以及糖尿病等等。

影子大流行不单单与疾病有关，它还与贫穷、饥饿、教育水平低下以及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有关。这不由让人联想到气候危机。在发达国家，一些人认为气候崩溃（climate breakdown）是空调开了多久的问题，而在发展中国家，却已经造成了实实在在的洪灾、旱灾和饥荒问题。

南北差距可能将是未来的一大主要危机。“同一个世界，不同大流行”的故事就是两个国际秩序的故事。而疫情之后的挑战，就是重视“国际社会”这一词，并缩小南北差距，最终让这个地球不再有“南北”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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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因新冠疫情而遭到重创

不可否认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也在疫情中遭到重创。但这些国家有能力使用大额资金缓解因疫情封锁与社交距离规定引发的财政危机。低收入国家则没有这种财力。对这些国家来说，借债的代价高昂，其正式经济的计税基础也非常小。无论在国与国之间，还是村与村之间，这种打击几乎是不可以避免的。

不久之前，一队研究人员于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九个发展中国家开展了家庭调查，研究其在疫情期间的生活水平。研究发现，对于人口平均年龄相对较低的国家而言，新冠病毒对其国民健康情况的直接影响，比对更富裕（历史也相对更悠久）的国家小，但前者的经济显然更脆弱。

报告还显示，这些国家的家庭收入普遍都出现了下降，有的人失去了工作，有的人产品则卖不出去。在调查中，肯尼亚有一半的农村家庭都迫不得已而少吃饭，甚至不吃饭；在西非大西洋岸的国家塞拉利昂，近90%的农村家庭也这么做。

当新冠疫情蔓延至印度的时候，当地突然宣布的封锁政策导致1.4亿民工滞留于原地，或者被遣送回乡，这让民工的家庭陷入了窘境。当时，印度著名经济学家让·德雷泽（Jean Drèze）评论道：“对于那些只能勉强糊口的民工来说，封锁几乎等同于判死刑。”

自1997年以来，全球极端贫困人口也首次出现了增长。据分析人员预计，即便解除这一疫情危机过后，贫困人口也不会迅速减少。疫情暴发前，非洲有望在2020年实现3.2%的经济增长预期；但现在其实际增长只有0.8%。

与此同时，非洲人口增长率保持在约2.5%的水平，这就意味着，饭桌上的食物会减少，一些人会营养不良。在发达国家，新冠病毒对医疗的影响，导致了老年人的死亡。在发展中国家，新冠病毒对经济的影响，则导致了穷人的死亡。

32岁的塔莱尼·恩戈希（Taleni Ngoshi）生活在非洲西南部国家纳米比亚，她是一名女企业家，她温和地对我详细说道：“我们当地的贫富差距相当大。中等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之间的差距也非常小。”

恩戈希是奥万博人（Ovambo），他们主要居住位于纳米比亚北部。恩戈希出生于一个没有电的小镇，长大后在当地托儿所找了一份工作，并发现自己在园艺方面很有天赋。于是，她决定到首都温得和克（Windhoek）闯一闯，并在那里做起了小生意，帮助人们种植花园。

从恩戈希这样的故事中，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世界银行（World Bank）十几年前将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纳米比亚重新归类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2021年4月，在印度政府颁布封锁禁令之后，位于德里（Delhi）的农民工都纷纷试图返回自己的家乡。图片来源：Adnan Abidi

然而，疫情让生意陷入停滞：恩戈希的许多老客户都取消了他们的合同，他们担心外人的来访而感染病毒。在恩戈希身边，有许多人都失去了房子、汽车和工作。她丈夫微薄的公职薪资至少能让自己吃上饭。所以，她担心的主要是她的三个兼职员工，以及他们每个人家里的六七口人。

这些故事因地而异，但也有相似之处。低收入国家莫桑比克被认为是最容易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非洲国家（2019年，极端天气事件导致莫桑比克的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在疫情影响下，莫桑比克的经济出现了收缩，商品市场和旅游市场也不景气。

2020年，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肯尼亚的GDP也出现了30年以来的首次萎缩，这让勉强维持生计的数百万家庭举步维艰。肯尼亚妇女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部分原因是大多数妇女都主要从事于零售业、酒店业和旅游业等行业的工作（全球旅游业损失或达8万亿美元。）

不过，要了解疫情是如何席卷像肯尼亚这样的国家，那你需要认识的是，肯尼亚是全球最大的鲜切花出口国之一，该国主要出口鲜切花有百合花、康乃馨、满天星和玫瑰等。事实上，近年来，肯尼亚已经成为欧盟玫瑰的主要出口国，其市场份额约为40%。大约200万肯尼亚人直接或间接从事于花卉产业。

距肯尼亚首都内罗毕（Nairobi）西北一小时车程、海拔约为1800米的奈瓦沙湖（Naivasha），周边建有几十个大型的鲜花农场。那里阳光明媚，灌溉用水充足。尽管需要运输，但与荷兰温室培育鲜花的碳足迹相比，肯尼亚每枝玫瑰的碳足迹只是九牛一毛。

毫不意外的是，肯尼亚鲜切花的销售量在过去近两年的时间里出现了萎缩。保持社交距离，即意味着减少婚礼、葬礼以及各种庆祝活动的聚集，进而意味着对鲜花的需求也随之减少。由于鲜花农场的大部分订单取消，数以百万计的玫瑰直接倒进了土坑。此外，鲜花工人也被迫下岗，或者工资出现削减。疫情席卷而来，首当其冲的就是鲜花的销售量。

译者：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