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产业扶持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 策等备受欧美舆论质疑的背后，中国制造对世界创新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常常被抹杀了。在全球化分工的格局中，“制造”似乎只是创新链条上一个低端的配角。但真的是这样吗？很多人在强调中国制造的发展时，都会谈到“人口红利”，好像低成本的劳动力是中国制造崛起的核心因素。

中国制造之所以能够崛起，是因为在制造的过程中，大量的中国式创新得以形成。结合AMRC【伯内特爵士在谢菲尔德大学所尝试的先进制造研究中心（Advanced Manufacturing Research Centre，简称 AMRC）模式】的发展经验来看，在后工业化时代，中国有中国的优势，总结来说，有三个方面：工程红利、升级红利和制度红利。

中国的工程红利

外资企业在中国设立运营基地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是因为中国政府对某些技术的采购要求这种技术必须在中国有运营中心，有些是想利用中国生产制造生态系统中特有的设计和制造能力，有些是想要靠近它们的客户。很多欧洲的机械生产厂商发现，靠近大型的全球化制造业生态系统非常重要，中国有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这样的区域性的制造业生态群落。这些生态系统的供应商种类繁多，应有尽有，各种价格和质量水平的产品部件都有。这些区域有大量的工程人才储备，能够从事产品开发和降低成本的人才特别多。欧美德设备供应商在这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商业成功。总的来说，它们的产品设计构思常常来自本国或国际的市场需求，它们在中国的设计团队会重新设计产品，从而降低成本，让产品更易生产，也更实惠。这就意味着产品的供应链也要在中国了。原来的产品设计经过这些改变，成本降低了，这对新兴的中端客户很有吸引力。这些中端客户有些在中国，更多的是在中国以外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我们以盖茨基金会为例来说明这种工程红利。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于2007年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盖茨基金会与中国政府和研究机构合作，向非洲国家介绍适当的耕作技术、新的种子品种和其他创新，帮助他们提升生产力和改进农业产业价值链。该基金会还致力于加速高质量、低成本的中国制造的疟疾医疗产品进入全球市场，并促进在疟疾高发地区分享中国在疟疾控制方面的经验。盖茨基金会还与中国最大的疫苗和血液产品制造商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合作进行疫苗研究，为了能够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分发疫苗，盖茨基金会鼓励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世界卫生组织申请批准。

中国的升级红利

升级红利植根于中国很多行业中既有的庞大的生产规模，以及并不算高的生产效率和品质。提高品质、增加效率将使企业在庞大的生产规模上进一步获得惊人的利润。不断通过工程创新而获得的提质增效的空间和潜力是无穷的，第5章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这将具体体现在规模庞大的以基础建设为前提的制造业产业升级转型中。

到了20世纪末，中国的竞争优势已开始表现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上。中国的创新者不再满足于想尽办法地从现有的产品中挤出一丁点儿价值来。新技术工程化进而商业化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球化的跨国合作，中国是这种合作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这些技术处在全球科技发展的最前沿，植根于全球创新网络的核心。

把握升级红利，需要培养大量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符合高端制造业需求的工程师。与高等教育机构融合，通过AMRC这样的机构来培训技术工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让不同教育水平的人都有机会发展自身的工程技能。经过70多年现代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如果幸运的话是可以利用特朗普窗口的时间差，实现工业的升级的。

科技产业正在快速全球化。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产业升级的各个环节都包含着大量的国际合作。在建设自己的数据生态系统、培养数据科学和研发人才、发展半导体产业的同时，中国还需要将人工智能产业建设成为一个与全球市场相互融合的开放系统。

升级红利的基础

中国制造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协作，通过政府和民间投资参与全球技术网络共享建设，成为高端制造技术研发的参与者，提升中国研究机构的产学研能力，为中国制造的升级服务。这将具有长远的意义。因此我们说中国的升级红利在于四个基础。

第一， 大规模基础建设的能力。

第二，庞大的制造业基数。

第三，已有的科研能力储备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前提。

第四，产业配套的关键在于产业链的上下整合。

中国的制度红利

中美关系将是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国际外交政策中最复杂也最重要的方面。中国是最大的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口是美国的4倍，仅需适度增长就可在2030年前后超过美国的GDP。中国经济的大部分是开放的且允许竞争的，这为美国的公司以及亚洲和欧洲的合作伙伴提供了贸易和投资的机会。但是在全球几个主要的经济体中，中国政府拥有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成为政府行为能力的保障。和经济实力同步，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地区的国际问题上也越来越自信。

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和GDP的规模，中国必然是围绕全球公共事务（例如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发展）进行多边合作的核心。例如，中国也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并且正在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燃煤发电厂提供资金。像几年前的SARS病毒一样，这次的COVID-19病毒也首先在中国发现并得到有效控制。要想应对未来的疫情，其他国家则需要与中国密切合作，建立更有效的全球机制。另外，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较大的官方债权国。在疫情衰退期，许多贫困国家面临着为公共服务融资和偿还债务的难题。帮助贫困国家需要多边共同努力，而这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中美之间不是纯粹的合作伙伴或竞争者或挑战者的关系，它是三者的综合体。要想有效应对这种复杂关系，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必须摒弃单纯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或敌人的简单思维。

书名：《智造中国》作者：马兆远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湛庐文化

马兆远

l 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首席研究员，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智能制造专业教授 。

l 1997年通过全国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保送北京大学；25岁获得牛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师从“超冷原子理论之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基思·伯内特（Keith Burnett）爵士。之后，在美国国家标准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研究，师从“激光冷却之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教授。30岁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参与设计了中国空间站“天宫四号”——世界第一个空间冷原子实验平台。

l 著有《人工智能之不能》、《量子大唠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