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新年临近，疫情在多地卷土重来，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对于任何一座城市来说，疫情的突袭都是一次大考，既是检验一座城市文明的大考，也是检验一座城市民心的大考。上海就在这样的大考中频频胜出，获得国民一致的好评。

即便是疫情中的上海，也似乎比别的城市更舒服，更有安全感，疫情中的上海人也极少有被折腾的感觉。最可圈可点的，就是从疫情发生到现在，大多数上海人连一次核酸检测都没做过。相较于上海人的有序，对于那些经常经历全员核酸、频繁封闭、物资紧急、门贴封条的人而言，羡慕上海并不奇怪。

当前，奥密克戎来袭，再次给全国范围内的各省市带来了严峻的防控挑战。如何迎战奥密克戎，应做到“主动发现、快速处置、精准有序”。或许，我们都需要一个“上海样本”。

精准，是上海防疫的关键词

客观地说，上海做得如此不错，是多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包括其先天优势、先进技术、科学政策以及上下合作。可以说，正是在先天优势下，依靠先进的技术、科学的公共政策，政府和民众的良好配合，上海才得以实现人性化的精准防疫，在尽可能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经济活动的前提下，清除病毒。

从先天优势的角度来看，毕竟上海经济发达，财政收入高，有钱好办事。比如，疫情暴发初期就受到舆论表扬的“上海快速重启小汤山”，就是因为上海在2004年，也就是非典后的那一年，在上海金山区建立了有660张床位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而这种未雨绸缪的财政预算，在如今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同时，作为一个往来人员规模巨大的城市，上海可谓久经考验。1988年上海甲肝大流行、2003年“非典”、2005年禽流感、2009年新甲流、2013年H7N9禽流感，上海的防疫部门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此外，上海作为国际化城市，一直面临各种输入性的疫情风险，比如近年的埃博拉防控。这也是上海公共卫生体系发展得比较好，有自己的小汤山的原因。

发达的经济自然也为上海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支持。自疫情暴发以来，上海将诸多先进科技落实到防疫的各个环节。不管是大数据筛查，还是网格化管理，都大大提高了防疫工作的精细度和准确度。

事实上，上海也好，其他城市也罢，大数据应用都是新冠疫情防控中最为关键的技术，上海常态化防疫的“精准”正是通过大数据的“精准”来实现的。大数据通过对个人时空活动的持续追踪，对人口的年龄、空间轨迹进行定位，不仅能够进行个人感染的风险画像，还能快速找出与确诊病例密切接触的个人进行隔离。这种排查方法实现了实时动态监测，不但具有较高的精度，还降低了排查成本和居民的合规成本，减少了过犹不及的管制。

当然，技术是固定的，技术能够发挥出其最大效用，主要还在于对技术的使用。回顾上海的疫情，我们就会发现，上海疫情的出现，大多是点状分布的情况，而一旦出现疫情，就会被迅速掐灭在萌芽状态。这背后，离不开机构和个人两头的分头快速行动。一旦有病例确诊，上海就会在24小时内会完成相关环境、人员的有关采样，以及时阻断疫情的进一步传播。

从出现确诊病例，到快速排查、阻断传播，这体现的正是一个城市的“绣花针式的治理能力”，也就是所谓的“体系”和“机制”。当体系和机制按照其所设定的目标有序运行时，体现的，又是一座城市的组织力和行动力。

于是，在强组织力和行动力下，上海才能够在次次出现疫情时快速定位问题，快速追溯接触轨迹，然后划定区域，实行分类防控方案。存在风险的区域实行分类闭环管理，而不受影响的其他区域，人们依然可以正常生活。

以前不久的迪士尼初现的病例事件为例，2021年10月31日，杭州确诊一名新冠病例。而前一天，这名患者曾在上海迪士尼乐园游玩，期间共呆了将近11个小时。从患者离开迪士尼乐园，到上海接到协查通报，已经过去了一天。在接到杭州的协查通报后，园方立刻发出了两则通知：一则是闭园，通知园内游客即刻开展核酸检测；另一则是公布退改票细则。

与此同时，傍晚6点，医疗人员、民警和志愿者，已经出现在迪士尼乐园门口。园内核酸检测，迅速有序开始。到深夜11点30，迪士尼乐园内的游客基本完成核酸检测。他们乘坐上海方面安排的车辆，被有序接离。短短三个小时，数万人的核酸检测已经完成。

几乎同时，上海就通过大数据，整理出本市30日、31日去过迪士尼园区的人员名单。随后，名单迅速下发至居委会、学校和村委，要求第一时间通知和督促进行核酸检测。8个小时后，“上海发布”就公布了相关的核酸检测结果。迪士尼乐园和迪士尼小镇33863名相关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而且，至今没有新增病例。可以说，上海疫情反应速度之快，是再一个“中国速度”。

以专业为基准，以理性为核心

如果说先天的优势、先进的技术、科学的政策，是上海能够精准抗疫的客观条件，那么，市民对政府的深度信任与协同合作，则是上海能够屡战屡胜的主观原因，甚至是根本所在。

一方面，市民之所以能够建立对政府的深度相信，离不开专业的力量。而这种专业的力量，甚至可以说是上海自带的“基因”。江文君在《近代上海职员生活史》中发现，民国时期的上海就已出现专业协会等各种中层组织。这些组织在促进职业共同体有机团结的同时，又接受官方权威的监督，早早地发展出一种强大的管理型公共性。加上1987年甲肝流行、2003年非典都让上海锻炼出一套灵敏的公共卫生体系。这个体系不断优化改进，使专业权威与政府能高效协作来应对危机。

事实上，疫情暴发以来，上海给人的感觉就是专业的、科学的，是专家和学者的理性判断，而不是动辄雷霆万钧的行政力量。在上海，绝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说法。据上海专家组透露，疫情开始的时候，上海专家组开新冠研讨会，几个市委领导坐在边上听，认真听四、五个小时，甚至到半夜。

可以说，上海的决策，绝不是领导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领导深入了解专家们的思考方式，尊重专家意见做出的决策，虽然这种专业感相当程度是张文宏塑造的。疫情以来，张文宏就成了稳定人心的一个标志。当然，他安稳人心的方法，不是空洞无物的，而都是冷峻、真实的理性发言，未必好听，却让人安心。

像张文宏这样的专家，常在发布会上占据重要位置，发言也都言之有物，而非一些地方的发布会，主要就是公布管制计划，比如宣布“非必要不离X”，娱乐场所何时起关闭，等等。在上海，专家表达的理性和行政决策的克制，是能构成逻辑上的一致的，这也就实现了民众对政策行为的可预期性。这种可预期性，正是稳定人心最有效的方法。

另一方面，市民能和政府进行高效的协同合作，也与上海市民有着分不开的关系。上海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城市”，是从近代历史分界线上生长起来的城市。百年来精英化、知识化、全球化的城市空间，似乎构成了一个隔离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上海气质。与西安、山东、东北这些地方相比，上海的市民文化有一些明显特点，比如接地气、国际化、理性、尊重个人、尊重私产、讲规矩等等。

疫情刚暴发那会，来自电商的一项数据引发了网友的兴趣：在电商平台上购买口罩的群体中，上海买家人数占据总购买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为全国第一。其实，这体现的正是上海市民高度自觉的防疫意识。这与上海市民更灵敏的信息接受度有关，而灵敏的信息接受度背后，则是更高的知识水平与经济收入。

人性化落地

纵观全国，上海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的细致、人性，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人性化的隔离措施彻底说服了上海的市民们，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智慧所在。事实上，生活在上海的人最容易感受到的，就是这座城市的包容性。

老年人不会使用健康码是整个社会共同的痛点，而上海首先提出了解决之道。没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可以走人工通道。而针对那些有智能手机，只是不会熟练操作的老年人，上海推出了“长者专版”。这个版本放大了显示字体，并且将老年人最常用的四个板块——随申码、就医、乘地铁、坐公交，放在一起集中展示，方便老年人操作。尽管这些都是非常小的细节，却真实地体现了一座城市的温度，体现了一座城市便民利民的决心。

衡量城市文明程度的标准，不是建起了多少高楼大厦，不是它有多么繁华，而是这座城市有没有俯下身去，倾听最基层百姓的呼声，解决他们的需求。疫情期间，上海防疫最受好评的，还有对流调情况的公布。上海是第一个流调报告“只提地点不提人”的城市，上海所公布的流调轨迹，只涉及到了场所而没有姓名、住址等详细的个人信息。而这些信息，既提供了必要的提醒，也很好地保护了确诊病例的隐私，几乎彻底杜绝了患者被网暴的可能性。

不仅如此，上海的疫情防控举措，甚至还照顾到了小动物。比如，居民们在前往隔离点时，被允许带上自家的宠物。这既不用担心小猫小狗们独自在家无人照料，也解除了宠物主人们的后顾之忧。事实上，疫情之下，一些东西被有意无意地忽略。甚至有人宣称，医疗资源有限，宠物与动物们已经顾及不上。但上海却始终做到了面面俱到，让所有的人群和生命，都能被照顾到。

诚然，上海手握众多好牌，并能打出来，发挥了应有的水平，的确是应该的。但这不意味着“手中好牌不多的地方”就可以胡打乱打，甚至“封牌”不打。防疫是“反恐战争”，而非动辄“战时状态”。这样，即使抓一手烂牌，思想正、心态稳、技术精，总能打好。

今年来，在疫情反复的地区，除全员检测外，过度防疫的情形屡屡出现。连次密接者都算不上的人员，甚至都因为被划在“片中”了，而被迫隔离14天，通知商户闭门、居民无事不得外出等措施。这一“战时状态”对当地经济和民生造成了连环性衍生问题，令当地居民怨声连连。

但这种所谓的“战时状态”，百姓实在是看得明白，无非就是懒政惰政思想下的“一刀切”和“以关代管”。究其原因，不过是在于“一刀切”简单粗暴、容易实施，而“区别对待、因地施策”最消耗能量，也最考验管理者的智慧和水平。

对于任何一座城市来说，疫情的突袭都是一次大考，既是检验一座城市文明的大考，也是检验一座城市民心的大考。通过了疫情的大考，战胜疫情也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