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新冠疫情,造成了多少额外死亡?

陈述根本 2022-04-11

疫情死亡率传染病

3805 字丨阅读本文需 9 分钟

文/陈根

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坚定不移的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采取更加有效措施,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瘟,疫也。疫,民皆疾也。新冠疫情的大规模流行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医学事件了,同时还成为了一个社会事件,一个道德事件,以及一个政治事件。新冠疫情的影响也从对人们生命健康带来挑战到造成诸多更严重的次生灾难,这从多国和多个机构公布的“额外死亡数”就可见一般。

“额外死亡数”是分析疫情对一个国家整体影响的最关键的数据之一。不论是从美国公布的新冠相关“额外死亡”,还是BMJ 发表的中国数据,受到疫情防控政策而导致的“额外死亡”都是一个铁板钉钉的事实。

当前,上海依然面临严峻的疫情挑战,严格的防控将继续推进,但在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的目标下,新冠疫情的“额外死亡”也已经不可忽视。


额外死亡不可忽视

通常,额外死亡数是用来估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政策系统影响的一种统计,简单来说,就是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死亡的人数去对比往年同时段的死亡平均数,多了就说明事件整体抬高了死亡率,低了则相反。一般认为,在没有战争与瘟疫的情况下,年与年间的死亡率在短时间内不会差距太大。

不过,额外死亡数通常跟官方给出的直接死亡数差异较大。2017年9月,超级飓风玛利亚袭击了美属波多黎各,官方报道截止11月死了64人。但通过比对历年死亡人数,学术界利用额外死亡数给出的估计数字则大于1000人。

一般而言,额外死亡数给出的估计数都要高出官方统计至少一个数量级,官方统计经常只关心直接导致的死亡数,比如,台风来了被吹到海里淹死,但是,因为台风停电导致手术失败的死亡人员则不会被官方统计为台风受害者,而这部分变化还是会被额外死亡数所捕捉。

而基于额外死亡人数统计原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冠病毒除了直接对人们生命健康带来挑战,更是成为了一个影响社会变化的因素,造成更加严重的次生灾难。这在不同国家不同机构公布的额外死亡人数中就可见一斑,这也让人们更好地了新冠病毒大流行所造成的广泛破坏。

根据美国联邦数据,自2020年2月以来,美国记录了与新冠疫情大流行有关的、超过了100万人的“额外死亡”(excess deaths)人数。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统计显示,在病毒大流行期间,额外死亡人口达到了百万级别,为1,045,000多人。

要知道,在大流行之前的2019年,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记录了280万人死亡。但在2020年和2021年,随着病毒在人群中传播,美国每年记录的死亡人数超过正常水平约50万人。CDC的数据揭示,自疫情爆发的2年来,美国绝大多数的额外死亡是由于新冠病毒造成的。CDC单独统计的COVID-19死亡人数为920,000。

不仅如此,CDC也给出了导致高死亡率激增的其它几种危害健康的状况,包括高血压、缺血性心脏病、阿尔茨海默氏症和糖尿病。比如,CDC数据指出,自2020年2月以来,已有63,000人死于高血压疾病,超过67,000人死于阿尔茨海默病或与痴呆相关疾病。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分析估计,自大流行开始以来,所有非新冠病毒原因造成的额外死亡的人数超过208,000人。

与此同时,一篇发表在BMJ的来自中国疾控中心周脉耕团队的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BMJ 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新冠疫情暴发的 3 个月内武汉及中国其他地区的额外死亡率。结果显示,因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率增加 21%,糖尿病死亡率增加 83%(46/10万vs25/10 万),自杀死亡率增加 66%。

以糖尿病为例,上海市浦东新区在 2010~2020 年间,糖尿病标化死亡率是 16.9/10 万。而糖尿病发病率和死亡率是逐年上升的,据此,研究人员推测,2020 年之后浦东新区因糖尿病死亡发生率应该不低于武汉当年的数据(25/10 万)。

并且,此次研究还没有记录其他各种急性和慢性传染病的额外死亡人数,要知道,其他的急慢性传染病,如流感、肺结核、麻疹、艾滋病等等,这些群体的额外死亡率也不是一个小数值,也是不能忽略的。

此外,在《经济学人》根据全球的新冠死亡人数演算中,新冠大流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更是已经在2000万以上,远高出现有记录的新冠病毒实际死亡人数——600多万。The Lancet(柳叶刀)在今年3月刊发的论文也印证,新冠疫情的额外死亡人数,可能在1800万左右。额外死亡,已经成为后疫情时代全球普遍讨论的议题,新冠病毒感染下的额外死亡,已经不可忽视。


疫情之下的次生伤害

之所以会造成如此庞大的额外死亡,究其原因,则在于新冠病毒大流行、以及随后所采取的严厉封锁等应对措施对民众的心理和精神造成冲击和创伤,再加上严控之下导致的社会停顿和生活停顿,包括就医停顿,这才使得新冠病毒流行所导致的死亡人数要比防疫措施本身所挽救的人数还要多得多。

上海本轮疫情发生后,医疗资源挤兑现象就相当严重。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上海市在疫情前2017年,上海市医疗机构门急诊量2.73亿人次、出院人数达到419.73万人、手术服务量达到230万人次;2018年各级医院诊所一年接诊2.7亿人次,住院手术256万台,也就是说,上海市在医疗系统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拥有平均每天吞吐74万人次门急诊和7000台住院手术的医疗资源承载力。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身体出现不舒服,扛不住的情况下才会去医院挂号,然后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考虑做手术。那么这个这数据就告诉我们,在上海,平均每天都有74万人的身体健康达到了“我必须得去医院了”的警戒线,并且平均每天有7000人的身体到了必须得手术或者终于排到手术的窗口期。

同时,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上海三级医院收治的住院患者中39.29%为非上海常住居民。但不论是哪里的人,数据告诉我们,上海每天需要救治病患74万,手术救治7000人每天。而从本轮疫情开始到4月9号为止,上海确诊和在诊的新冠患者已经超过15万人。并且,根据国家卫健委4月6号信息,全国15省3.8万医务人员支援上海,而这背后,则是上海本土能抽调的医务人员全部抽调到核酸筛查和方舱医院中去了。

综合上面数据,再加上3月31日上海开始“全域静态管理”开始到4月9日一共过去10天,理论上已产生了740万人次的门急诊需求和7万台手术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上海的医院也都在正常的运营,但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医疗挤兑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段时间以来的新闻就已经印证了这一事实:血透病人得不到即时救助、癌症病患无法开刀、异地就医的患者被赶出医院、轻症送医的老人家也疑似因延误诊断导致死亡等等。实际上,三月底以来,微博上每天都能出现上千则上海疫情求助的帖子,大多是老人、慢性病患者、癌症或血透病人。

以尿毒症病人为例,对于尿毒症病人来说,每周大约三次、每次四小时的规律透析,是维持生命的保障。而仰赖血透维持生命的病患,在大上海约有两万多人。根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在这波新冠疫情袭来以前,上海透析的医疗资源就已基本处于饱和状态。疫情暴发后,一些透析室出现了阳性病例或密接者而被关停,部分医护人员被隔离。在大量医护人员又被调离岗位支援核酸检测的情况下,医疗资源更难以落在真正需要的病患身上。

再来,根据上海 2500 万常居人口计算,上海市 35 岁及以上年龄者,糖尿病的患病率为 21.6%,35 岁及以上人口数粗估为 1400 万,按照武汉给出的 25/10万死亡率计算,上海市在一个月内糖尿病死亡人数可能是 1170人,因新冠疫情全面封控后额外增加死亡人数则是2141人。这些增加的不幸者,往往是因为医疗资源的挤兑,或看不上医生,或吃不到药,或不能正确监测,或不能正确用药,结果血糖控制不好,导致各种急慢性严重并发症而不治。


不要忽视额外死亡

新冠病毒感染是医学事件,也是社会事件。从医学病理角度,我们当然可以病因,进行治疗,避免死亡。但新冠病毒感染从社会角度带来的死亡呢?新冠病毒会带来的医疗资源挤兑、隔离措施带来的生活被迫中止,这显然不比新冠感染对人们的生活打击来得轻。

可以说,额外死亡数给了我们一个评价防疫措施的黄金标准,如果疫情前后额外死亡人数变化不大,那么不论是人们配合还是政府措施得当,这个国家或城市其实就没有实质冲击,毕竟只要人还在,一切皆有可能。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国家目前都没有额外死亡数的数据,我们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评估。

虽然数据是滞后的,但人们的生活却是在前进的。除了动态清零的贯彻执行外,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恢复就医,满足人们的就医需求,我们要做的,是尽快的让医院恢复到治病救人的本职工作中去,这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额外死亡人数。比如,让所有医院的管控措施进行调整,只要是有病的,进医院治疗一律取消健康码、行程码查验,取消核酸检测报告,以及核酸检测,取消抗原筛查。所有患者前往医院就诊,医院要无条件的接收。

此外,当前上海仍实施严格的限制措施,不少区域和数百万人仍处于封控中。这虽然阻断了病毒的传播,也阻断了人们的经济。基于此,一方面,在实施疫情管制的时候,请银行停止贷款利息的收取,以及无条件的允许所有贷款延迟归还,可以延迟到疫情管制放开后的第二个月开始恢复贷款的还款与利息的计算,给大家一个月的缓冲时间;

另一方面,在疫情实施管控期间,不论是居家隔离的还是集中隔离的,就按照上海的最低月工资标准2480元,除以30天,82.66每天的标准,对所有涉及到被要求配合隔离的人员,不论是居家,还是集中,按人员按天数,不分男女老少,给予现金补贴。直接由支付宝或微信,在被要求隔离的那刻起,即时发放。可以由地方财政承担,也可以由国家和地方财政共担。

最后,根据BMJ 的研究,武汉疫情期间自杀死亡率增加 66%,这个百分比未必可以直接推演到上海,但也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心理障碍作为一种次生伤害,不是单纯的医学心理学的问题,心理疏导仅仅能解决很少一部分人因为恐惧感染而导致的心理障碍,与此完全无关的心理障碍是无法通过医学干预来解决的。比如小企业主无法经营和亏损,比如家庭成员的 24 小时亲密接触,还比如更极端的饿肚子的问题,都不能小觑。

疫情防控,是攻坚战,是持久战,这是一场大的挑战,在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的目标下,新冠疫情的“额外死亡”也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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