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中海油。

文丨华商韬略 刘柏铖

1980年1月25日，美国纽约《华侨日报》登了篇爆文，主旨一句话就能概括——过去一年多，中国的石油工业部是卖国主义者。

彼时的中国海上石油工业尚处萌芽之时，急需引入外资，向其他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共同开发中国海上石油，因此，中国石油工业部找到最熟悉中国近海的日本签订了《中日石油合作勘探开发协议》。

这篇文章的矛头，直指该协议。论据来自协议里的条款：中方和日方报酬比例为1：1．35，但国外的通行惯例是4：1。如此大的反差，正说明石油部的干部，在和“长期敌对中国的日本人搞着不可见人的勾当”。

文章的节奏，带得相当狠——“合同签订了几十天，日本人已经将投资的7亿美元，连本带利赚回来了。”结尾还丢了个吓人的结论：在十五年的合同期，中国将损失1000亿美元。

溢出纸外的小粉红立场，从文章的谐音梗署名就可以看得出：魏宗国。

捧着这篇文章，石油工业部的干部们很尴尬。几天后，文章被送到了邓小平的办公桌上。

这就不只是尴尬的问题了。

拿着红铅笔，小平同志写了一行批示：秋里、谷牧同志，请你们约集一批专家，好好论证一下。

外有“丧权辱国”的指控，内有两个月前的海难事故，上有小平同志批示和两位副总理督办，下有围观群众众目睽睽，石油工业部的处境，实在有点水深火热的味道。

但这只是冰山一角，中国海洋石油的开发事业，每一步都是水里火里趟出来的。

【海上没条件，能不能先打口陆井？】

1956年的一天，海南乐东县莺歌海村，来了放电影的解放军。

电影是苏联里海巴库油田的纪录片，大家看得挺高兴，但一位村民却觉得不对劲——这不就是我们村里的事吗？

村里人仔细一想，电影里海水成串冒泡的画面，确实不新鲜。村外的海面上，十几年前就开始冒泡了。

第二年4月，石油工业部的地质师马继祥接到任务：去海南莺歌海调查可能存在的石油资源。

坐着从盐场借来的木船，刚划出去1公里，马继祥就被眼前景象震惊了：海面上，除了乒乓球大小的气泡成串冒出，还浮着一大片薄薄的油膜。

用罗盘测量了气泡的走向，马继祥又用排水法取了三瓶气样。他按捺住心头的狂喜，划了根火柴放在瓶口，瓶中立刻升起一簇蓝色火苗。

马继祥发现的各种油气迹象，勘探术语叫作“油气苗”。它是石油、天然气以及石油衍生物在地表的露头，常常预示着石油矿藏。

为了尽快确定，广东省石油管理局雇了一条船在海面上搜寻，一轮走访下来发现：这样的油气苗，光莺歌海就有30多处。

石油工业部立刻派了个调查组，其中还包括北京石油学院的苏联专家组组长纳尔斯基，争取用物探勘测的办法，确定南中国海到底有没有石油储量。

当时，中国虽然已经多次在陆地上进行石油勘探，但在海洋上，实际困难无疑要大得多。最直接的问题是，中国根本没有海上勘探设备。

调查组开动脑筋，没有声波设备，就用塑料袋装满炸药来制造声波；没有专用传输电缆，就把电缆用胶布裹好，再用气球悬吊在海面；没有物探船，就跑到海军去借了一艘炮艇。

在多次海底爆破，获得大量岩石标本后，一份关于莺歌海的地质调查报告写了出来。苏联专家为这份报告定了个调子：波斯湾和墨西哥湾是世界上两大“石油极”，中国南海可能是另外一个“石油极”。

有油，就要打井。但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如果连专业海上勘探设备都没有，又到哪去找海上开采设备呢？

考虑到当时情况，海上开采被认为“与国力不相称”，于是1958年，开采思路调整为“海上不行，能不能陆上搞一口”。这一年的11月，莺歌海油气苗的“海改陆”钻井，终于在莺歌海盐场岸上开钻。

海边黄沙礁石遍地，仙人掌和海草丛生，钻井队调来了两台陆地钻机，钻下了著名的“莺浅一井”。随着机器轰鸣，钻头打下了400多米。结果却让人失落：没油。

近海钻探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在地质构造不同、技术设备储备不足的条件下钻油，颇有刻舟求剑的想当然与辛酸。幸运的是，随着莺浅2井、3井的失败，好歹证明了一个事实：有油的沉积盆地，肯定在远离陆地的深海区。

“海改陆”一年后，大庆油田松基三井喜获工业油流，数万石油大军奔赴东北。因此，沉寂的海上钻探被唤醒了——如果大庆能献石油，大海为什么不能？

这一次，勘探队伍重回莺歌海，并且带了更多资源——有了广州水运局支援的方驳船，钻井船不是问题；有海南水晶矿提供的冲击钻，海洋钻机也算解决了；把冲击钻装在驳船侧面，用钢丝绑定拉紧，可以实现设备一体化；唯一的问题是：能不能出油。

1960年4月，英冲1、2、3井陆续开钻，这年的7月，技术员用一根麻绳拴上一个罐头盒，水井打水般扔进钻井套管，当他提起罐头盒时——盒里装满了漆黑的原油。在此后的一个月里，150公斤低硫低蜡的原油被捞了上来。

60年代的海上出油，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意义，但如果剥离这些象征，用工业化的眼光去审视，那时的中国海洋石油事业，还只是个蹒跚学步的幼儿。

【人拉肩扛进深海井】

1966年，是中国历史上特殊的一年，也是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化开发元年。

彼时，大庆油田早已进行全面建设，此后捷报频频，中国石油更是因此而实现自给。大庆油田的成功，使得石油工业部信心倍增，下定决心啃下海洋石油这块难啃的骨头。

这一次，选定的战场是渤海湾，来到此处的也不再是仅仅六人的小队。

虽然仍然没有专业的海上开采设备，所谓的物探船仍然是抽调的客轮、渔船甚至是小木船，幸而彼时的海洋石油工人们一直坚信“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我们东方无产阶级一定能够做得更好！”

因为这次是距离海岸线更加遥远的深海海域，所以海上环境更为恶劣，海啸、风暴、海冰，海洋石油工人们必须要建设更加稳固的海上钻井平台。

在渤海1井的平台建设时，支撑用的导管架需要用6条小船拖运到钻探地点，可船只抗风能力并不强，拖运能否成功完全看命。如果拖运途中突然刮起大风，就只能调转船头往回跑，等返回码头风小了，才能再次出海。就这样往返三次，才成功抵达钻探位置。

好不容易将导管架运送到位置，平台的固定又成了难题，那时候的中国还没有打桩船。在波涛汹涌的深海海域，平台如果不牢固，那么设备和工人绝对会葬身海底。最终海洋石油工人们硬是用嘴从24根桩内吸出720多公斤的水泥浆，用以加固平台。

这样的技术条件下，做出来的平台规模自然不大，只能放下简单的生产、生活设施，可供人居住的只有一间铁皮房。钻井队上了平台，30多人挤睡在这间小房子里，其余的工人有的睡在泥浆池里，有的睡在机器旁的篷布上。隆冬的海上滴水成冰。夜晚，人呼出的热气在平台的钢甲板上结成冰凌，有人的头发冻结在冰凌里，早晨得让别人把冰敲碎才能爬起来。

1967年3月初，渤海1井已经钻至井深1616米，就在大家开始展露出失望情绪时，地气组发现了油气显示，钻探深度也终于有了大致目标。

在钻井队3个月的高度戒备下，渤海1井4毫米油嘴中涌出原油，成为中国海上的第一口工业油流井。

随后海洋石油工人们又在渤海钻探了约50口探井。只可惜物探和测试技术实在不成熟，对地下认识也不清晰，探井成功率较低，只发现了海4、埕北油田和一些含油构造。

从莺歌海的莺浅井到渤海湾的海1井，正值中国被世界封锁的几年，没有先进的技术指导，石油工作者们只能靠相对落后的陆地石油勘探技术和管理模式，用血肉之躯与大海抗争，虽然悲壮，但却直面残酷的现实。

实际上，1978年对外开放之前的中国海上石油开采，几乎是零。渤海湾和南海领域的那些船只，也不过是小打小闹，没有成为什么气候。

多年后，曾经担任过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的秦文彩回忆道：那时的中国石油人太乐观了，直到1978年我出访美国后才发现，中国海洋石油工业落后不是几年、十几年，而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美国这么热情，是不是有阴谋】

1978年，中国石油工业部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奉命出访美国，目的只有一个：看看美帝国主义，究竟是怎么干石油的。

美国石油界表现出的热情，让中国代表团犯起了嘀咕。

抵达当晚，美国能源部就直接在白宫设宴款待，在宴会大厅里，甚至特意设置了唐代仕女图和古代山水风景画屏风，副部长奥莱利更是直接强调了中美石油合作的愿望。

美国为了表达这份诚意，特意为代表团展示了当时最新的技术和理论，还将代表团带到美国的“石油极”墨西哥湾参观。

站在墨西哥湾“航母”般的钻井平台上，美国人讲述着他们1947年就开始的海洋石油勘探，秦文彩不由想到，1947年，自己还在晋南与胡宗南的蒋军部队展开生死搏斗呢，别说海上石油，陆地石油都没人去找。

当美国的专业人士询问中国海洋石油的起始时间和现状时，秦文彩甚至羞于说出真实情况，只得用三千年前“精卫填海”、“哪吒闹海”的传说搪塞过去。

那段时间，秦文彩总是在感慨：“我们现在的海上石油勘探技术和能力，好比过去我们跟蒋介石打仗一样，是小米加步枪的水平。”

代表团从美国回来后，就立即向中央领导作出汇报。同年3月26日，鉴于中国海洋石油工业的薄弱，国务院一致赞成“同外国公司开展合作，用外国设备、技术和专家来帮助发展海洋石油工业，如果出了问题改正就是了”。

中国拥有的海洋面积约为整个欧洲大陆面积的两倍，现在要开放海洋石油勘探市场，无疑让拥有技术设备和雄厚资金的西方国家极度兴奋。

一时间，美国、英国、法国、挪威、德国和日本等国家代表团纷纷赶到北京，由于代表团过多，专门招待外国人的北京饭店爆满，很多外国公司的团队只能住到钓鱼台国宾馆，有的甚至安排到圆明园、颐和园的一些老房子或临时小院子。

到1979年5月，数个国家十几个石油公司的物探石油勘探船只，开始聚集到中国南海、东海和渤海湾的两千多公里海岸线上。飘荡着“万国旗”的“多国石油部队”在中国规定的海域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地震物探大战”。很多沿海政府没有第一时间接到通知，沿海民兵看到后甚至自动组织起来，准备对付这些“侵略者”。

那段时间，全中国石油人“仿佛天天生活在春天里”。石油部组织了近200名石油精英专门分析评估各国公司所获取的物探资料。关于石油勘探的资料，有时甚至需要25辆卡车才能装完。

但“帝国主义分子”们的热情，反而让国内不少人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这是不是一场阴谋？

在富有政治敏感性的中国干部中，这种情绪很自然地得到了扩散。

秦文彩的一位老同事暗暗提醒他：“这里面的事情很复杂，还是小心谨慎点。”

人算不如天算，随着与几个国家石油公司谈判的进展，问题果然来了。

【先进设备，中国人究竟会不会用？】

1979年11月24日晚上，“渤海2号”钻井船正在被拖拽移动的途中，船上的气氛还比较轻松，大部分人都在宿舍看书、聊天、打扑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风力明显大了起来，海面也比之前要汹涌。

等到晚上11点时，海浪开始涌上甲板，将平台上没有卸载掉的钻杆堆、氧气瓶、打桩锤等推得到处乱滚，有的直接掉进了海里。船员们也随之放下手中的扑克，互相对望着，心里也开始紧张起来。

凌晨三点，“渤海2号”不幸翻沉。七个小时后，救生船赶到，可为时已晚，每一个被打捞上来的死难者，都蜷曲在冰甲一般的棉工服里，活活冻死。最终74人的队伍，仅有2人生还，直接经济损失3700多万元。这是石油系统建国以来最重大的死亡事故，也是世界海洋石油勘探史上少见的事故。

事故发生前，海洋石油工作者对海上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其实了解并不多，紧急培训还不完善，就连安保设施都难以配齐。

直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后来考察美国钻井平台，看到美国钻井工人穿着密封防寒的救生服，才明白：“要是早知道国外有这种防寒救生服，给每个出海人员都配上一件，落海的钻井工人也许有很多都能活下来。”

可即便没有救生服，“渤海2号”的遇难者们也本应有机会逃脱的。

事故发生时，遇难者们第一时间想到的竟然不是自救，反而是想办法把船上的水排出去，尽可能将“渤海2号”保住。因为他们都知道，这艘船可是花费了国家巨额的外汇，并且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钻井船。

因为这些遇难者大无畏的想法，最终错失了最佳的逃生时间。

然而，就是这么一艘用72条生命都没能保住的钻井船，其实也不过是一艘日本用了五年后才卖掉的二手货。截至事故发生时，“渤海2号”已经服役11年左右，可即便如此，仍然比大连造船厂在1970年自主研发生产的“渤海1号”要先进很多。

在现在看来，“渤海2号”事故的主要原因就是有严重的设计缺陷。但彼时，社会各界议论纷纷：世界上那么先进的设备，中国人究竟会不会用？既然没有把握用好，就不应该浪费国家有限的外汇和人民的血汗钱。

此后，全国舆论对石油部骂声不断，“渤海2号”产生的冲击波一度远远超出了事故本身，更是直接成为摆在中国海洋石油面前的一个严峻的路线问题：到底对外开放、引进先进设备好不好？

【中国石油部究竟有没有“卖国”？】

屋漏偏逢连夜雨，“渤海2号”事故的声浪未熄，《华侨日报》的文章，又被送到了中央领导的办公桌上。

一时间，联想、影射和钩挂成了舆论的主旋律——比如“八国联军就是从渤海登陆的，石油部和外国公司合作的项目也在渤海”；又比如，“日本害了无数中国人，在渤海2号上又害了中国人”。

在这种钩挂下，国内舆论很快从单纯的质疑，转变为对“卖国贼”的谩骂，甚至有人贴出大字报，直言“新的八国联军打进来了”。

因“渤海2号”事故，石油部损失惨重，多位领导受到牵连，相继被调任。一批主持对外合作事务的干部，最后只剩秦文彩在苦苦支撑，而那些正在跟外国人谈判的外事人员都像做了亏心事一般，甚至不敢昂首走路。

一向以稳健著称的秦文彩，终于也沉不住气了，直接闯进主持石油部副部长焦力人的办公室，有些失态地“逼宫”：“我只问一句：对外合作，干，还是不干了？”

焦力人是一名老红军，也是一名老资格的石油人，但此时正值特殊时期，他又是受命于危难之时，最终也只能说：“放慢一点吧。”

秦文彩很无奈，整个石油部上上下下也很无奈。以前抢着上船的人现在巴不得离海洋远远的，一听到对外合作的事，谁都想躲。

毕竟，在那个年代，有多少人真的懂得海上打井，又有多少人能保证一点问题也不出，海上环境恶劣，中国的海洋石油工作者都是在拿命去拼，却落得一个“卖国贼”的称号。

人们对海洋石油工业的热情降到了冰点，整个1980年，中国海洋石油的产油量，出现了严重下滑。

幸运的是，即使在这样的压力下，中国海洋石油的开放脚步，依然没有停止。

1980年5月29日，在日本东京，中国石油勘探开发公司海洋分公司与日本石油公司签订了渤海西部、南部和埕北油田的联合勘探、开发生产合同。

那一天成为新中国海洋石油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拐点。日后建成的埕北油田，则是中国海域第一个完全按照国际规范、标准建设的现代化油田，时至今日仍保持国际先进水平。

1981年3月23日，一场声势浩大、阵营豪华、气氛异常严肃的论证会，在北京六铺炕的石油部大楼五层会议室展开。参加的，有石油部的干部，有中央各职能部门的领导，有抨击石油部开放合作的反对者，主持人则是一位戴着黑框眼镜、能够讲多国语言的中年人。

“真正奉行和执行爱国主义行为的爱国主义者，被骂成了卖国贼；而有些人，在那次大论战中，却是以爱国主义者的身份和嘴脸出现，这是可笑还是可悲呢？”即便过了三十多年，秦文彩仍然对那天记忆犹新。

不过，相比二十多年前，那个用木船找油气苗、用罐头盒捞石油的大国，此时的中国海洋石油事业，已经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先进水平，已经看到了通往现代化的路，和正在越来越快的开放步伐。挡在他们面前的，只剩下了时间。

随着论证会的进行，《华侨日报》那篇文章中所谓的证据被秦文彩一条条驳斥，所有答案都在铁的事实面前获得了结论。论证会结束后，中央领导肯定了加速中国对外合作开发海洋石油的立法建议。

1982年2月15日，阳光正好，在北京长安街31号的一栋三层小楼门口，一个白底黑字的牌子被悄悄挂上，上面写着“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从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到新公司的总经理，秦文彩坐在办公室环伺四周，屋里仅仅是一些从石油部里搬过来的破椅子、旧桌子。外面异常安静，没有鞭炮与锣鼓的吵闹，也没有多方领导和各界人士剪彩的冗杂。

但看着中海油挂上了自己的牌子，所有为海洋石油付出精力、血泪、汗水的石油工作者都知道，一艘巨轮启动了。

从那天起，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开始不断革新，攻克了众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了以“海洋石油981”等深水舰队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国重器，具备了全水域、全水深自主勘探开发海洋石油的能力，更是在今年将“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投产，不但打破西方的垄断，更是成为世界海洋石油技术的领军者。

4月21日，中海油成功登陆A股，创下公司发展中又一个里程碑。

到今天，中海油已经成立40周年，成为中国最大的海上油气生产商、第三大油气公司，在2021年Brand Finance全球50大油气公司中排名第13。

如今，作为中海油的原油主产区，渤海从一个“埕北油田”发展成为超越“大庆油田”的存在；中海油也从对外开放变成走出国门，同时完成全球资产布局，上游资产遍及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真真正正能够保卫中国海上能源安全的长城。

40年历史，一回眸，已成冰与火之歌。

【参考资料】

［1］《当代中国海洋石油工业》肖风

［2］《中国海：世纪之旅》秦文彩 孙柏昌

［3］《破天荒：中国对外开放的划时代事件》何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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