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文章中，我分别探讨过港资和台资产业、企业对深圳创新科技产业作出的贡献。本篇继续讨论港台资本之外的跨国公司在塑造深圳成为科技创新产业中心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这当然要放在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这个大的背景框架下来审视，深圳是这个集体行动的一部分。但深圳的进程也有自己的特点，尤其是，在1997香港回归之后，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甚至可以说存在着某种跨国公司对深圳的“抛弃论”。从香饽饽到备受冷落，这种前恭而后倨十分明显。
这跟新欢对宠爱的分散有关，也跟跨国公司投资的阶段性产业重点有关，也跟深圳自身的产业转型升级、本土民营跨国公司崛起有关。
一
在1997之前，尤其是在1980年代，深圳经济特区是国内最洼的政策洼地，因此也是诸多跨国公司试水中国的投资试验田。
早在1983年10月，日本三洋集团就在蛇口设立三洋电机（蛇口）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销售音响器材及信息通信用电子零部件，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之一。后来1995年三洋电机又与华强电子集团合资设立“华强三洋”，投资1．2亿美元，是当是深圳重要的跨国公司投资项目之一。现在华强三洋仍在东莞和国内多个城市设有生产基地。
在深圳没有形成自己鲜明的产业结构之前，也就是在1980年代深圳工业化初期，可以看到跨国公司在深圳投资的产业也是多种多样的，既有传统产业，也有当时正繁荣的家电产业。但几乎很少有跨国公司在深圳投资汽车、石化等重化工产业。
比如我前文提到过的，杜邦早在1988年即于深圳车公庙泰然工业区设立杜邦中国有限公司。到现在，杜邦中国已投资了39家独资及合资企业，总投资超过12亿美元，涉及化工、农业、食品与营养、电子、纺织、汽车等多个行业，但杜邦中国总部早已迁往上海，并在沪设立中国研发中心。杜邦现在在深圳主要是设立光明区的薄膜太阳能工厂。
泰国正大集团则是最早进入深圳特区的跨国公司。早在1979年11月，谢易初四子谢国民带领正大集团的先遣人员就从泰国来到深圳。之后泰国正大集团和美国康地集团共同出资3000万美元，成立了正大康地深圳有限公司，主营饲料、养殖产业。1981年，正大康地深圳有限公司领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外经贸深外资证字0001号，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首家侨企正式诞生。正大集团后来在中国大陆投资超过1200亿人民币。正大康地深圳的饲料厂早已迁走，地块1998年被合并进深圳科技园（深圳高新区南山园区）中。
此外，1988年，马亚西亚郭氏家族的嘉里集团进入深圳，在蛇口设立南海油脂（赤湾）有限公司，后来小包装食用油的著名品牌“金龙鱼”就从这里走向世界。现在深圳仍是嘉里粮油在中国大陆的四个生产基地之一，但嘉里中国区总部则设在了北京。
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企业，当年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阿科石油，早在1982年就进入蛇口，在那里设立阿科中国有限公司。其背景是中国与阿科石油达成了南海石油开采的合作协议，阿科公司开始在南海勘探石油。1998年嘉实多在深圳建设了一座润滑油调配工厂。2000年BP阿莫科兼并了阿科和嘉实多，成立新的BP集团。
1980年代，当中国刚刚打开国门，作为最成功的经济特区，深圳吸引了跨国公司的目光，纷纷到深圳来试水，可以理解。包括港资、台资在内，外资为深圳的经济发展，为深圳成为著名的科技创新城市，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研究深圳外资经济过去40年在深圳角色的变化，也是有必要的。
在2003年的文章中，笔者曾认为，深圳是当时中国经济质量最好的城市之一，民营资本、国资与外资在深圳的经济结构中相对平衡，大约民营经济占到深圳经济的五成左右，外资占三成左右，国资占两成左右（这里面有一个变数，即驻港央企在深圳的投资算国资还是算外资，倘若算国资，则国资在深圳占到3万，外资占两成）。但2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能这样说吗？
如果我们看过去40年来深圳的FDI（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可以说，2001年之前的20年，与后20年比，FDIC总量上并不特别大；后20年深圳FDIC数据一直呈上升态势，试以2015年以来为例，这七年来深圳实际利用外资的数额分别为（美元）：65亿、67．32亿、74．01亿、82．03亿、77．1亿、86．83亿、110．2亿。从数据来说，可以说屡创新高，2021年甚至史无前例地突破了100亿美元。而对比1979－2004年深圳市实际利用外资总计才401．73亿美元。
但在2001年之前，在深圳FDI来源地中，除了香港总是排第一之外，前五名中不乏美国、日本、台湾的身影；但2015年以来，前五名的FDI来源地中，除了香港之外，最常见的却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新加坡偶尔也在前5之列，但美国、日本和欧洲却甚少进入前5，甚至前十都不见踪影。众所周知的是，这些离岛金融中心，包括香港、新加坡在内，包含着很大的假外资成分，也即本土资本在外面绕个弯再以FDI的身份进来。
更重要的是，近年深圳吸收FDI中，房地产业投资常常居第一位，服务业占比高达80％左右，而科技制造业跨国公司却很难觅身影。这意味着什么？
而在1990年代，跨国公司科技巨头们却是深圳特区的常客。
二
1990年代之后，深圳的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而且逐步开始形成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而这个过程，表现为三个阶段：以家电尤其是彩电为主导产品的阶段；以电脑为主导产品的阶段；以手机为主导产品的阶段。
这三个阶段并非深圳有意选择，其实是中国在极度贫困之后，消费需求不断被满足而升级的过程，因而也形成其中三个最主要的消费热点（另外住房和汽车则是更重要的消费热点）。抓住这些消费热点，也就意味着找到了经济增长的引擎。有幸的是，深圳虽然没能抓住汽车这个消费热点，但抓住了彩电－电脑－手机这一系列国民级消费热点。
这三阶段并非有截然的分界线，其实只是热点被满足之后转换的过程。在这些阶段中，都有外资跨国公司的参与，但也都有一个本土企业崛起、并最终对跨国公司进行排挤的过程。
1980年代中期，初步解决温饱问题的中国人开始提升消费层级，即从所谓“老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转向“新三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国内各省纷纷上马家电生产工厂，以彩电为例，到1987年，全国彩电生产线已达100多条。当时的消费分级，大城市较富裕阶层以购买进口家电为主，而中小城市及农村则以国产品牌为主。
全球家电产业重心转移，1950年前美国占据主导地位，欧洲家电亦有一席之地，1970－2000年期间，日本家电称霸家电江湖。2000年后，韩国企业快速崛起。所以在中国家电需求进入爆发式增长期，正是日本家电制造业的黄金时代。
在1980年代，日资家电巨头甚少在中国大陆建立生产基地，而是本土生产、出口到中国大陆。在前述消费分级的前提下，日资占据高端，中资彩电新势力占据低端并向中端爬升，有一段相安无事时期，但以日系为代表的洋品牌占据了80％的市场份额。
1996年之前，中国彩电有如意、黄河、青岛、环宇、孔雀、金凤、三元、飞跃、凯歌、西湖、长城、昆仑、菊花、赣新、星海、华日、莺歌、韶峰、春笋、双喜、山茶等60多个品牌，几乎每个省都有一个政府重点扶持的彩电定点生产企业。1996年，长虹掀起一场价格大战，剧烈的市场竞争消灭了几十家企业中的大部分，最后只剩下6家，康佳、创维、TCL、长虹、海尔、海信，但这6家迅速做大做强，兼并重组了原有的彩电生产能力。
这轮价格大战的一个副产品是，以日系企业为主的洋品牌其市场份额迅速被6家崛起的中资巨头侵削，到2010年时，外资品牌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被降到了20％。在此基础上，中资彩电巨头开始进入国际市场，与日韩彩电企业进行竞争。这个过程中，日系彩电企业被迫在中国设立生产基地以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无论是中国市场的竞争，还是全球市场的竞争，都需要它们这样做。
说说这事跟深圳的关系。
6家硕果仅存的中资彩电巨头中，有3家在深圳地区（其中TCL总部在惠州，但其运营总部事实上在深圳）。可以说深圳由此占据了中国彩电市场的半壁江山。以2005年为例，创维、TCL、康佳包揽了中国彩电市场的前三名。
为何有此结果？原因之一是，在1996年的关键之战中，珠三角地区因为拥有核心零部件的灰色供应链，而立于不败之地；二是，当时深圳地区建立了全国最完备的彩电供应链体系。其中一个原因是，赛格集团与两家跨国公司建立的两个核心零部件生产企业。
1989年5月，日立与深圳赛格集团和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合资，兴建深圳赛格日立彩色显示器件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1．6亿美元（这在当时算是巨额投资），年产量160万只彩色显像管。这间合资公司2004年达到其巅峰状态，年产3000万只彩管，营收23．1亿元。2007年受行业衰退影响严重亏损停产。
同样在1989年，由国务院批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深圳赛格集团与香港康贸发展有限公司三方合资，投资2．7亿美元，引进美国康宁公司和日本旭硝子公司生产设备和技术，设计能力为年产20″－28″彩色显像管玻壳400万套。该项目1992年投产。1998年8月，该合资公司又引入世界三大玻壳厂家之一－－韩国三星康宁株式会社，成立了深圳市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其背景则是，1995年三星电子与美国康宁成立面板生产的合资公司，由该公司转持香港康贸（实为康宁在香港的公司）在赛格中康的股份。
所以在1990年代，赛格集团事实上引入了当时全球彩电上游产业链的日立、三星、康宁三大跨国巨头在深圳设立合资企业。
前文涉及的日本旭硝子也因此结缘深圳。2011年，旭硝子就配合TCL华星光电项目，而斥资220亿日元（近3亿美元）在深圳光明区投资建设了第8．5代TFT－LCD玻璃基板项目。后来旭硝子更进一步于2020年12月与TCL华星光电联合投资48．7亿元人民币，建设第11代玻璃基板生产基地项目。这是后话，不题。
有意思的是，在康佳、创维、TCL三巨头扎堆深圳地区之后，日韩等彩电产业链上巨头们，却甚少投资深圳。无论是松下、东芝、夏普，还是索尼，三星电子，都更偏爱在中国的北方投资。
如松下电器在198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设立合资工厂时，就选择了北京和天津，其后松下在中国大陆设立了80多间企业（包括在上海设立等离子显示器工厂，在济南建设液晶电视工厂），但基本未涉足深圳。
东芝则于1991年在大连设立其电视机工厂，后来又在杭州建立了出口基地。东芝先后在中国24个城市设立33家工厂和研发机构，但都与深圳无关。直到后来，东芝关闭其在中国的电器生产工厂，全部转往越南，研发和精密部件生产则回迁本土。
夏普将其中国总部设在上海，其生产基地则布局于上海、常熟等地。
索尼在华总投资超过8亿美元，其与彩电相关的生产基地则主要设于上海、江西和厦门，于广东则在中山投资了一个电视机工厂，在惠州建立过一间零部件工厂。当然索尼好像并不特意排斥深圳，2002年其在深圳设立了国际采购中心，要业务是为EMCS日本采购零部件。但也仅此而已。
是深圳在广东三虎的卧塌之侧，不容外资酣睡呢？还是已变成一个不值得家电业投资的地方呢？
三
进入1990年代，彩电市场正在烈火烹油之际，深圳及周边地区的计算机硬件制造产业，也迅速地发展起来。
我前面的文章中提到过，台资计算机硬件产业大举进入珠三角东岸，是这一波投资潮的主要推动者。如果这是指东莞，是成立的；如果是说深圳，则不大成立。因为在深圳投资计算机产业的，却是以美资大厂为主，台资为辅。台资电脑业者在深圳主要是唯冠、才众和精英电脑（在沙头角保税区的鑫茂科技）。
美资跨国公司巨头才是当时深圳计算机硬件产业的主导者。
早在1992年，希捷（Seagate）就在深圳投资设厂，1994年开始在深圳生产电脑硬盘。1995年其在深圳工厂的产量达到198万台，销售额达到22亿元人民币。
另一个美资电脑硬盘生产商康诺（Corner）也于1993年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合资在深圳设立康诺外部设备有限公司，康诺持股90％，中国电子10％，实际总投资2000万美元。1995年实现销售收入22亿元人民币。
1995年，美资康柏（Compaq）电脑（占90％股份）与四通集团（占10％股份）合资设立康柏电脑技术（中国）有限公司，在深圳华侨城东部工业区设立康柏全球第五个生产工厂，包括一条主机组装生产线和3条电脑电源生产线。2001年惠普与康柏合并后，裁撤了深圳工厂。惠普自己在上海、重庆（2010年）设有电脑生产基地，台资的精英、和硕、富士康均为其代工。
事实上惠普是最早进入深圳的美资IT大厂之一，早在1988年，中国惠普（深圳）有限公司就已成立，生产积分器、医疗产品和电缆。但1992年惠普在北京设中国总部后，惠普在中国的重心就转向北方。1994年，惠普在青岛设厂，生产医疗产品；1995年在上海设立两个工厂。生产打印机和电脑。然后在1996年，将原来的中国惠普（深圳）有限公司转让给SMK公司。之后惠普就再没有投资深圳。
戴尔（Dell）在深圳设厂的时间，其于2004年迁往厦门，并于2005年在厦门建立第二工厂，2010年戴尔在厦门实现销售收入340亿元人民币。2008年戴尔开始将其电脑生产大规模外包。告别深圳十多年后，2020年，戴尔于深圳设立了其首家“企业解决方案中心”。
美资巨头中，IBM是对深圳影响最大的电脑公司。1994年，IBM与长城计算机集团联合成立长城国际信息产品（深圳）有限公司，IBM持股51％，长城49％，总投资1000万美元；1995年9月，IBM又与长城、开发科技三家合资设立长科国际电子有限公司，IBM持股60％，两家中方公司分别持25％和15％，生产电脑磁头和板卡等产品。2001年，IBM更关掉其在墨西哥的硬盘工厂，改为在中国生产。
2005年，IBM出售了个人电脑业务，继续与长城计算机携手，在深圳成立了合作企业－长城国际系统科技（深圳）有限公司（ISTC）
2009年，ISTC成为IBM全资子公司，并正式更名为国际商业机器系统集成（深圳）有限公司。
IBM在华投资的一半集中在深圳。IBM全球采购中心总部、全球服务执行中心总部都放在了深圳。其对深圳的青睐可见一斑。
2007甚至有媒体爆出，“位于深圳宝安的光明高新区将建IBM12英寸芯片厂，首期投资达17亿－18亿美元。目前，该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环评、可行性研究报告、市场调研报告、选址以及国家相关审批手续等都已就绪，预计年内将签订正式投资协议。此前，IBM与深圳政府相关部门已就该项投资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接触和商洽。”当然IBM最后没有进入芯片制造领域。
联想集团在2004－2005年收购了IBM个人电脑业务后，IBM深圳工厂皆成为联想的生产基地。一直有传言联想计划关闭深圳工厂，但联想一直否认；直到2020年3月，联想投资20亿元人民币的南方智能制造基地在深圳开工，才彻底终结此种传言。该基地建设规模约28万平方米，产品不仅涵盖个人电脑、服务器等联想传统业务，而且将承载孵化各类智能产品等新兴业务。
日本财团丸红株式会社也曾加入到长城与IBM的合作中来。2005年2月长城计算机集团与日本东洋钢钣株式会社（T．K．）、日本丸红株式会社（Marubeni）共同出资组建深圳东红开发磁盘有限公司。东红公司设立在深圳市龙岗区深圳出口加工区。长城集团重要成员企业——深圳开发磁记录有限公司和日本东洋钢钣株式会社、日本丸红株式会社的投资比例分别是49％、30．6％和20．4％。东红公司主要做硬盘玻璃盘基片的开发、生产制造。
一些电脑周边产业的制造商也进入深圳，最具代表性的是精工爱普生，早在1984年就在深圳八卦岭投资2．5亿港元设立业信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生产打印机，研究和开发部门则设在日本。1994年其深圳公司营收为17亿人民币，1995年达到30亿。
另外日本理光株式会社于1991年1月在深圳皇岗北路投资兴建生产基地，以生产复印机、传真机、打印机、轻型印刷机及其零部件为主，投资总额达7000万美元。后又在宝安区福永街道设立理光工业园。2020年，理光关闭其在皇岗北的工厂，搬迁到东莞。
同样生产打印机的富士施乐，则于1995年6月建立其深圳生产基地。这似乎是为数不多的仍然坚守深圳的跨国公司生产基地之一。
另有爱默生电气于1992年5月在深圳设立工厂。2001年，爱默生以7．5亿美元收购了华为的电源部门安圣电气，更名为“爱默生网络能源”。后来爱默生收购了爱立信电源部门后，亦将其转移到了深圳。不过2016年，爱默生以40亿美元的价格将网络能源出售给白金资产管理公司（PlatinumEquity）和合伙投资者，更名为维谛技术。
1994年，深圳市计算机行业产值为68．6亿元，到1995年则增长到112．5亿元，占全国的1／3。除了美资、台资等300多家外资企业，还包括中资的长城、联想、中航、开发科技、华源等大公司，这样的良好形势令深圳市政府信心倍增，在1995年所做的“深圳计算机产业九五规划”中，提出到“九五”末总产值要达到500亿元，要形成两个年销售额100亿以上（长城、康柏）、三个年销售额50亿以上（希捷、开发科技、业信）的大企业。
2000年深圳计算机产量202万台，年产值345亿元，占全国的27％，配套厂家达1600多爱，年配套能力号称在3000万台左右。到2001年，深圳市政府仍宣誓将重点发展计算机及主机板卡、显示器、计算机磁头等项目，着力突破整机尤其是有自己品牌的整机制造这个关键环节，把深圳建成我国最大的计算机产业基地。
而当时政府要扶持成长为超500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的名单，已不见前述外资企业，只包括华为、长城电脑、富士康和中兴通讯几家。但深圳最终也没有能够拥有自己品牌的电脑整机厂商。曾经昙花一现的新天下神舟电脑终未成大器，倒是华为最后推出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产品。
如果我们回望1990年代，正是深圳备受跨国公司IT巨头们宠爱的时代。然而现在的深圳，甚少能见到这些跨国公司们的身影。它们大部分都没有离开中国，虽然许多品牌电脑企业并不再自己生产，而是外包给代工企业。但它们仍然在中国各地设有不少工厂和研发中心，但不是在深圳。
四
我在前面关于华强北和富士康的文章中，曾初步描绘了手机产业链在深圳崛起的过程。后面关于华为及中兴通讯的文章中，我还会进一步分析本土IT巨头们在手机产业链中的所作所为。但在1990年代末手机产业兴起，直到华为智能手机进入全球三甲，这中间的很长时间里，在中国及全球手机市场呼风唤雨的其实是摩托罗拉、诺基亚、西门子、爱立信、索尼、三星等外资巨头们，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它们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大都有效地避开了深圳。然而在通信设备制造领域，华为和中兴通讯的对手们似乎并没有这种回避。
据说，摩托罗拉号称“中国IT界的黄埔”，中国手机研发企业群的崛起已经中国集成电路设计、测试领域的崛起都与摩托罗拉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摩托罗拉在中国的生产基地主要就是天津工厂。对于纯粹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进行组装，而不需要与当地创新网络进行互动的跨国公司，它们似乎更愿意孤悬于某个城市，依靠良好的政商关系，而独善其身地获得发展，摩托罗拉之选择天津、东芝选择大连、戴尔选择厦门，皆如此。
1992年，摩托罗拉投资1．2亿美元，在天津开发区建立其中国生产基地。十年之后，全球9成的摩托罗拉手机都产自于这里。最鼎盛时期，摩托罗拉在天津的投资超过30亿美元，在中国的总投资额甚至一度超过大众。2001年摩托罗拉在中国销售407亿人民币（50亿美元），中国员工12000人。在中国本土采购81亿人民币。直接供应商176家，间接供应商700余家。
摩托罗拉与深圳主要的直接交集，可能也就是其于2003年计划斥资75亿美元收购华为，当谈判进行到最后阶段，两位CEO交接，刚上任的CEO桑德尔认为华为的报价太高，没有意识到华为的潜在价值，于是取消了这场收购交易。
据说这是桑德尔在中国市场所犯的两个重大错误之一。另一个错误是，当时中国市场正由2G向3G发展，摩托罗拉中国区没有及时推出满足市场需求的3G手机，而是沉醉于销售便宜的2G手机，最终被三星等公司吃掉中国市场份额，摩托罗拉的市占率也大幅下滑。2007年，摩托罗拉中国区业务彻底崩溃，霸主的地位由其天津邻居三星取而代之。
2010年，摩托罗拉将移动通信基础设施业务卖给诺基亚西门子。2011年，摩托罗拉拆分成两家公司：摩托罗拉移动和摩托罗拉系统；2011年8月，摩托罗拉移动被谷歌以125亿美元收购；2014年，摩托罗拉移动被谷歌以29亿美元折价卖给联想。
2002年，三星电子进入中国时，同样选择了天津，甚至把工厂建在摩托罗拉天津厂区的附近。2003年，天津生产手机5000万部，占全国的25％，一时天津似乎成为中国的手机制造中心之一。当时深圳只有华强北的山寨机与其抗衡。三星电子后来将生产基地转移到惠州仲恺高新区，直至2019年撤出中国。
诺基亚刚进入中国时，同样选择在华北的北京和天津设立工厂。1994年，诺基亚投资1．2亿人民币与北京邮通设备厂在北京设立合资工厂，2000年，诺基亚斥资100亿元人民币在北京亦庄建设星网工业园，吸引众多世界级的手机零配件厂商和服务提供商加入，据说该工业园2005年销售额超过700亿元人民币；2006年，诺基亚斥资4．5亿元在亦庄建设其中国总部。2008年底，诺基亚公司4条生产线落户天津市西青区，年产手机3000万部。
不过诺基亚较摩托罗拉聪明的是，它并没有固守北京，1995年在东莞设立了合资工厂（2014年关闭，2019年工厂被拆除），1998年斥资5000万美元在苏州设立了生产基地（2015年关闭）。
诺基亚2009年开始陷入巨额亏损，2013－2014年，微软以75亿美元作价收购诺基亚，并将诺基亚位于北京亦庄经开区星网工业园的工厂关闭，原址后来成为北汽新能源汽车试验中心。我前面的文章也提到了，微软后来又将诺基亚手机业务卖给了富士康。
爱立信1995年开始在中国设厂，其在中国的手机生产主要是在北京，即与普天集团合作的北京爱立信普天移动通信（2005年更名为“北京索爱普天”，索爱持股51％），后来索爱又在顺义天竺空港工业区设立巨型工厂。最高时北京生产基地年产手机达4000万部。
2001年2月，爱立信将其手机生产业务交给伟创力（FLEXTRONICS）公司代工。2001年10月，爱立信与日本索尼（SONY）分别出资50％组建合资公司索尼爱立信（SonyEricsson），将双方的手机业务进行合并。索尼爱立信公司总部设在伦敦。
2002年12月，南京熊猫电子将以其与爱立信的南京合资公司部分股权，换取普天与爱立信的手机生产合资公司—北京爱立信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完成资产互换后，南京爱立信熊猫工厂，但主要生产通信设备。北爱则成为索尼爱立信手机全球重要生产基地，2006年曾占其全球产量的1／3，出口额达到220亿人民币。2019年，索尼宣布关闭索爱北京工厂，将生产基地转往泰国。
西门子手机则于1993年在上海设产其中国生产基地。2001年是西门子手机在中国市场销售的顶点，卖出了500万部手机，在中国的市占率为13％。2005年10月，西门子将其中国手机业务卖给台资明基电通，明基将其苏州手机工厂迁往上海与其合并，但在一年亏损了6亿美元之后，于2006年底关闭上海工厂。
我们能不能说，这些外资品牌手机之所以全都铩羽而归，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没有选择深圳？选择了深圳的苹果（由富士康代工），至今仍笑熬浆糊。当然这只是开玩笑。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2010年之后，深圳地区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中心。以2013年为例，全国手机产量达到了16亿部，仅广东一省就占去了8亿部。2020年之前的10年里，全球手机得深圳者得天下，是不争的事实。因为这里建立了与手机有关的最丰富的创新生态系统。
五
笔者在回顾深圳地区在彩电、电脑和手机三大主导产品的兴衰史时，最为感慨的是，为何深圳经济特区在1990年代在跨国公司们眼里的香饽饽，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却被跨国公司们抛弃了？
当然，说“抛弃”可能言过其实，2001年之后的20年里，跨国公司在深圳仍有零星的投资。
零售巨头沃尔玛1996年进入中国，与当时的深国投商置（后改名为印力集团，辗转卖出，现在属于万科）合股（65：35），在深圳开设了第一家沃尔玛购物广场和山姆会员商店。2001年底，沃尔玛将其全球采购中心从香港迁来深圳，直到今年4月，沃尔玛宣布将其全球采购中心从深圳迁往印度。至今沃尔玛仍是将其中国总部设在深圳的为数不多的跨国公司之一。
1991年，奥林巴斯投资2亿美元在深圳设立相机工厂，2001年，奥林巴斯深圳公司宣布增资4500万美元，扩大附加值较高的光学零部件、数码相机的生产，加快研发中心建设，奥林巴斯集团亚洲区域总部由香港迁至深圳。2018年5月，奥林巴斯关闭其深圳工厂。
此外还有前面提到的，2008年，杜邦在深圳光明高新区投资薄膜太阳能电池板项目，以及旭硝子配合TCL华星光电，而在光明高新区设立的玻璃基板项目。
欧洲跨国公司甚少投资深圳，但西门子医疗似乎与深圳有缘。2002年，其进入深圳投资设立西门子（深圳）磁共振有限公司，据称这是西门子医疗全球磁共振运营体系中唯一拥有完整价值链的研发和生产基地。2013年，西门子医疗又加大了在深圳的投资力度，SSMR在原有的磁共振业务基础上，增加了AT（临床治疗）和ME（医疗电子）两大业务。
当然，最早投资深圳的欧洲IT巨头意法半导体，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提过。飞利浦也是较早与深圳合作的欧洲公司，早在1980年代，其就与先科集团进行技术合作，之后2008年，飞利浦照明收购比利时“Massive”与香港誉威集团在深圳的合资公司，进入深圳，直到2016年飞利浦宣布关闭这间深圳工厂。
此外德国老牌电机及周边电子组件研发制造企业德亨电机，2011年在深圳设立独资制造企业，主要负责生产BLDC电机和相关驱动泵产品。
总的来说，2001年之后，特别是2008年之后，在深圳进行较大投资的跨国公司几乎屈指可数。这与跨国公司在长三角甚至中西部地区的大笔投资形成鲜明对比，也与1990年代有着巨大反差。
被跨国公司忽视的深圳地区，却由本土民营科技巨头们打出了一片江山，并在深莞惠地区构建了中国大陆最为丰富的创新生态系统。有意思的是，这个地区创新网络在2014年之后，竟然又开始吸引部分IT跨国公司重新进入。当然，这回它们看中的是这地方的创新生态，而不再是20年前它们仅仅看中的是低成本制造因素。
最早认识到深圳创新生态价值的仍是IBM，2008年8月，IBM将其全球软件外包中心设在深圳。
但真正掀起一波重新认识深圳的风潮的，应该是英特尔。
2013年英特尔执行长科再奇（BrianKrzanich）上任后，马不停蹄连续拜访深圳，不但于2014年2月将年度信息技术高峰会IDF移师深圳举行，更宣布首个智能设备创新中心落户深圳。科再奇还高调宣布英特尔将投资1亿美元，在深圳设立“英特尔中国智能设备创新基金”，用于拓展新的市场机会。
2016年8月，“英特尔凌动与MeeGo创新中心”在深圳市福田区正式成立。这是英特尔在中国成立的首个致力于推进基于MeeGo开源软件平台的嵌入式设备创新孵化中心。该中心立足深圳和珠江三角洲电子信息产业的雄厚基础，辐射全国并面向手持设备、消费电子、嵌入式设备市场日益增长的强大需求，旨在推动基于MeeGo开源平台的嵌入式设备开发以及应用、服务创新。
当年6月高通也在深圳成立创新中心，并在南山区成立全资子公司——高通通信技术（深圳）有限公司。高通中国区董事长孟樸指出，深圳创新中心将不仅形成产业链协作，而且还会形成5G、集成电路、云计算、大数据等多个领域的创新协作。
2016年9月，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深圳新园区正式启用，座落于清华同方信息港，由微软亚洲硬件中心和微软移动互联网技术（中国）研发中心两支研发团队组成。
同样在2016年10月，苹果CEO库克宣布将在深圳设立新的研发中心。
2019年11月，ABB开放创新中心在深圳成立，定位于全球协作和创新，将重点开发包括人工智能、云服务、网络安全、智能建筑等核心领域的业务。
最新的则是2021年12月，飞利浦在中国最新部署的三大创新中心之一在深圳成立。
连飞机制造商空客也来凑热闹，2019年2月，空中客车（中国）创新中心在深圳成立，该中心是空中客车继硅谷设立创新中心之后，在亚洲设立的首个创新中心。
这波自2014年以来的表态，是否意味着跨国公司对深圳研发环境的认可？这环境既包括人才的供给，也包括产业与科研互动的整体能力。
毕竟，根据中国国家科学技术部的国家科技年鉴（2014）的数据统计，在我国设立的跨国公司区域总部接近85％集中在北京和上海，而其R＆Ｄ机构又接近90％设立于区域总部之内。相较京沪，深圳市跨国公司来此设立科研机构的吸引力明显不足。
而2014年之后，吸引力为啥增强了呢？肯定不是因为深圳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突然变得强大了，而是因为深圳的创新生态在国际上被看见了。而深圳的创新生态，却是以产业为基础的。当年它们不认为深圳是合适的制造基地，也就是否定深圳作为科技制造业中心的职能，现又承认了深圳地区创新生态的价值，而这种价值相当程度上建立在相关的硬件制造能力之上，这是否存在着一种悖论？
事实上，在笔者看来，跨国公司的重要价值，就是在全球创新链和地区创新网络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使创新资源得以重组，技术得以扩散。跨国公司本身就应该是地区创新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1990年代，跨国公司在深圳的集聚投资，为深圳注入了可观的创新资源，夯实了深圳科技制造业的基础；而在2001－2014年，跨国公司在深圳的缺席，也使得深圳地区创新生态缺少了一种重要的元素；所幸的是，深圳本土跨国公司如富士康、华为、中兴通讯、腾讯、比亚迪等的崛起，填补了这一空缺，同样起到了将地区创新网络与全球创新链嫁接起来的作用。2014年之后，跨国公司再度进入深圳，虽属锦上添花，但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更何况，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重新定义“硬件”，因此对深圳来说，这波跨国公司入深，也许比1990年那波更为重要。
毕竟，之前跨国公司在中国各地的投资，更看重的是中国蓝领劳动力的价格低廉。而现在它们看重的，是任正非所谓的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华为正是吃这块红利而崛起，而跨国公司们相对华为，其实是后知后觉了。
最后必须要指出的是，上述所有论述，都止步于2019年或2020年。2020年以来，世界完全改变了。
在2019年之前，深圳的经济和产业呈现出绝对的外向型特点，可以说是以“外循环为主”，在整个国家转向“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架构下，跨国公司在中国会有怎样的变化？深圳对跨国公司的态度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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