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塑料污染问题在全世界引起广泛关注，可降解塑料被视为解决白色污染的金钥匙。

2022年1月1日，蓝晶微生物的PHA产业化项目在江苏滨海经济开发区落地，占地面积约130亩，计划PHA年产能2.5万吨，预计2022年内实现量产5000吨。

2022年7月14日，安琪酵母（600298.SH）宣布与北京微构工场（PhaBuilder）合资设立湖北微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微琪生物”），共同推进年产3万吨级PHA（聚羟基脂肪酸酯）产业化项目。预计2022年内实现量产5000吨供应市场。双方将利用各自的资源和渠道拓展产品销售。

项目建成后，该基地将成为中国第一、全球第三大的PHA生产基地，位列日本Kaneka和美国Danimer Scientific之后。据公司披露描述，该基地将是世界上能够生产PHA类型最多的产线，率先量产的产线将生产PHA、PHB和P34HB等混合出的数十种材料。

在“限塑令”政策已经实行多年的背景下，目前国内外生物可降解塑料产业发展情况如何？与传统塑料相比成本高昂的可降解塑料，对防治塑料污染贡献有多大？成本效益又如何呢？

1、可降解≠无条件降解

可降解塑料是指使用后在特定自然环境条件下能降解成对环境无害的物质，是一大类降解材料的总称。可降解塑料最先出现于上世纪60年代，中间经历过与传统塑料混合的发展阶段、通过光热条件降解的阶段，以及通过微生物酶促反应降解的阶段。可降解塑料与传统塑料（例如聚乙烯、聚丙烯）混合的材料，只能使传统塑料更易崩解成细小碎片，产生更多的微塑料污染环境，因此不能被认为是可降解的。光热降解塑料的降解性差，受到温度、光照强度等自然条件约束。例如埋藏在地下的地膜，会由于没有光照而收效甚微或根本无法分解。因此，只有在生物条件下可降解的塑料，也称生物可降解塑料，才是真正的可降解塑料，才有防治塑料污染的价值。

人们常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可降解塑料可以在任何自然环境中降解。实际上，可降解塑料只有进入特定环境中才具有降解特性，并非在任何自然条件下都可降解。

不同的可降解塑料，可以在堆肥、土壤掩埋、淡水等条件下实现塑料降解。但相较于土壤环境，海洋环境存在高盐分、低微生物密度的特点，那些在陆地上可以利用微生物酶促反应降解的塑料制品，往往在海洋环境中就会降解失效。

2、禁塑令”出台，可降解塑料市场迎来井喷

我国可降解塑料市场早在2012年就已经起步，但由于早期市场需求低迷，原料成本过高、产能有限，行业整体发展缓慢，进入市场较早的一些企业甚至因订单长期不足而被迫转型。直到2020年1月，《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禁塑令”）出台，要求有序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积极推广替代产品，正式从“限塑”转为“禁塑”。

受此影响，作为传统塑料替代产品的可降解塑料市场大幅度增长，订单暴增，我们预计“十四五”期间，可降解塑料市场将以11.3%的年复合增速，到2025年实现500亿元以上的收入规模。

与此同时，可降解塑料产品价格近一年来攀升，例如禁塑令前PLA价格为2万元/吨，现在一些地方的市场价已高达5万元/吨。这直接提升了行业整体盈利水平，例如金发科技、亿帆医药等龙头企业2019、2020年的毛利率均接近40%，相比2018年大幅提升。

可降解塑料的商业化普及正被困在成本里。

2021年，传统PE/PP塑料的整体价格在7000-8500元/吨之间，PET价格在5000-6000元/吨，而可降解塑料中PBAT的价格在2万元/吨左右，PLA价格更高，达到2.8万元/吨。

传递到终端，如果商家采用可降解塑料，成本直接倍量提升。

以23-24cm长度的吸管为例，传统PP的报价是0.05元/根，纸吸管是0.1元/根，PLA是0.2元/根。PLA的价格是纸吸管的两倍，是PP的4倍。“禁塑令”实施后，商家自然会优先选用更便宜的纸吸管，可降解塑料市场难以彻底打开。

成本高，体现在各个环节。

人工层面，单吨PBAT产能需要16-20名劳动者，而PE（聚乙烯塑料）只需4人；设备成本层面，单吨PBAT对应投资额约4000元/吨，而单吨PE的投资额大约只有1400元/吨；能耗层面，根据瑞丰高材的环评数据，单吨PBAT对应水、电、燃气成本共计712元/吨，而PE对应的成本不足600元/吨。

最大的成本项是原材料。

以目前产能规划最猛的PBAT为例，原料成本占比超70%，其中最主要的是PTA、AA、BDO，PBAT对这三种原材料的价格弹性系数约为0.4。

2021年，BDO价格飙升，年初时价格在1.26万元/吨左右，到年末已涨至3.1万元/吨，涨幅高达近150%，给处于降成本阶段的PBAT当头一棒。部分企业已经出现利润倒挂的情况，最高时每吨亏损约2000元，自然没有开工的动力。

有媒体报道，近期国家相关部委及行业协会组织BDO与PBAT企业开了一次协调会，各方达成统一意见，BDO企业同意向PBAT企业让利。

政策的干预势必会缓解相关企业的成本压力，但价格最终还是市场供需所决定的。

国内已经规划了700万吨PBAT产能，按照1吨PBAT消耗0.43吨BDO计算，仅这些新增产能就需要300万吨BDO，作为对比，目前国内BDO总产能只有234万吨/年。尽管2021年启动了近600万吨/年的扩产规划，但BDO扩产周期在2年左右，这些产能最早也要到2023年才能大规模释放。

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国内全部采用电石乙炔法生产 BDO，在“能耗双控”的政策背景下，电石企业限产已经成为常态，未来产量能不能跟上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综合各方面因素来看，以PBAT为代表的可降解塑料的降成本进程道阻且长，而成本降不下来会直接抑制远期需求，因此期望在短时间内放量基本是不现实的。

可降解塑料终究是一个同质化程度极高的产业，所有的竞争都将围绕成本这一主题展开，未来行业会在“竞争-降本降价-需求增长-再竞争-再降本降价”的循环往复中不断迭代，直到生产成本逼近理论成本，或者降到市场需求对成本脱敏的程度。

经过一轮轮的洗牌，大部分厂商将被淘汰，直到行业形成寡头垄断的格局。需要提前说明的一点是，价格竞争将会随着整个行业产能的起量而愈发残酷。

单条10万吨PLA产线的投资强度至少要15亿，PLA成本里仅折旧就达到1500元/吨左右，随着价格的不断下滑，这部分刚性成本的压力将会不断被放大。

按照之前2000元/吨的亏损额，10万吨的产线亏损2个亿，如果后期产能提高到50万吨，那么亏损就会达到10个亿。这对于业内大多数公司来说都是不可承受之重，成本控制能力差的企业最后只能交出市场。

3、产能过剩趋势已现？

在使用可降解塑料时，如果不注重使用场景而大规模推广使用，可能不仅不能产生环保效益，甚至会与环保的初衷背道而驰，而且增加巨大的社会成本。例如，可降解塑料袋、可降解塑料吸管等制品成本远高于传统塑料，而且废弃后绝大多数通过环卫清运系统进到焚烧、填埋设施，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环境效益。

根据清华大学对可降解塑料应用场景的预测，中国可降解塑料产能已经出现过剩趋势，即便按照国家政策未来最严要求条件下的使用量，也已超出近3倍，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矛盾。

对此，应当科学评估可降解塑料品种及其对应的综合环境影响与经济性，合理布局产业产能，重点攻关场景应用研究，减少可降解塑料的应用场景滥用及低效应用开发，将可降解塑料制品的使用重点落实到直接环境泄漏领域，确保可降解塑料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湖北宣恩县椿木营乡挖断山村农民在用地膜覆盖方式种植蔬菜，从本世纪初开始，当地展开了以可降解塑料薄膜覆盖种植为主的高山“白色革命”

例如，在农业领域，地膜的大规模使用，会使得传统塑料泄漏进入土壤或者自然环境，影响农作物生长。然而，当前国内地膜使用总量的25%难以回收，合计约50万吨。可降解塑料的应用，正应当在这样的直接环境泄漏领域发力，也正是在易产生环境泄漏的特定领域中，可降解塑料相较于传统塑料才具有环保优势。

文章来源： 少塑派，中国化工信息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