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数字化推进过程中，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数字治理是城市数字化的必选项，是构建数字城市“双轮”驱动的基础动作，随着城市数字化程度不断加深，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数字治理累积的驱动效能，逐渐向民生服务、产业经济、技术创新和低碳发展辐射，推动城市全面数字化。

数字城市各领域发展水平呈“东高西低”的区域分布格局。信息基础领域，华东和西南地区建设水平全国领先，西北和东北地区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治理领域，华东地区最高、西北地区最低。民生服务领域，中南、华北和东北地区建设成果显著。产业经济和技术创新领域，华北地区在北京和天津等城市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辐射效应带动下，建设成果突出。低碳发展领域，西南地区依托地理环境的先天优势，低碳发展水平全国领先。

我国数字城市建设逻辑和建设要点

面对数字城市建设挑战，我国城市各个主体需要深刻认识数字城市和物理城市的底层逻辑，构建数字生态，共同推进数字城市建设。

第一，梳理物理城市和数字城市关系，把握数字城市建设给传统城市经济发展带来新空间。

深入理解物理城市和数字城市的场景衍生、融合共创和价值再造关系。从城市的起源看，城市是人类在特定空间范围内进行系列活动的集合，空间上承载着系列基础设施和多态化的商业运行。随着人类社会技术发展，产业形态的演变，城市的形态、规模和城市内活动范畴不断发展变化。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信息技术在城市中的广泛应用，数字城市建设应运而生。在数字技术应用前期，数字城市的建设重点为解决城市部分问题、提高城市运转效率而出现，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快速发展，数字城市是科技在城市部分管理服务场景中的延伸；而随着互联网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城市管理方式的转变，数字化技术与城市深度融合，数字政务、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等大量场景层出不穷，数字化已经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不断革新城市的运行形态，一网统管、一网通办等提升城市管理服务效能，并出现了无人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的经济形态；远程办公、在线诊疗、互联网医院等创新业务模式。

因此，城市管理者需要认识到数字城市发展是以物理城市为基底，是科技革命浪潮下的必然产物。数字城市是物理城市场景的衍生品，与物理城市融合共创，并最终实现价值再造的过程。

深刻认识新基建在未来数字城市发展中的基底和推动力作用。新基建是指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数据要素为核心，以信息网络为基础，为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融合化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

新基建将重构城市传统基础设施建设逻辑。一方面，以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形成的“城市数字底座”，是未来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必备要素；另一方面，新基建与传统设施、产业的融合，可以推动市场主体加快向产业链、价值链上游延伸，推动城市、产业转型升级。

地方政府在推进新基建过程中，需要深入分析当地城市特点、产业结构，分析当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新基建现实和未来需求，将新基建规划建设与数字城市建设、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数字城市建设给城市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为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力。数字城市建设中，涉及顶层规划设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数字化平台建设、数字场景建设、城市信息安全、城市数据标准规范等多个链条。以智慧城市建设为例，2021年，随着“数字中国”战略的深入实施以及市域社会治理精细化、基层治理现代化等的加快推进，各地政府抓紧制定城市数字化、智慧化转型时间表和路线图，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提供商积极开发新产品、创新数字技术、打造融合集成平台，主动投资智慧城市相关项目建设，智慧城市产业蓬勃发展。2021年，中国智慧城市产业规模达到3696.1亿元，增速达到24.7%。预计到2024年，我国智慧城市产业规模将超过7000亿元。

数字城市庞大的市场投入将给城市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数字城市建设将直接拉动城市数字化基础设施、平台和应用建设，带动相关数字化产业及上下游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数字城市建设具有极大的乘数效应，5G、人工智能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应用，将极大推动城市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步伐，为城市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提供可能。

第二，构建数字生态，推动数字城市建设与城市高质量协同发展。

数字城市管理者需调动城市各个主体能动性形成“数字”合力，破解运营难题。新时期数字城市建设是城市立足于人的需求，进行全面数字化转型新阶段。一个城市数字化建设内容涵盖城市信息基础设施、数据共享水平、城市数字治理、社会服务、产业经济、低碳发展等六大方面，涉及数字城市管理方、建设方、运营方和创新方等多个主体。而建设方中，又因城市场景、落地技术形态、功能目标等差异，涉及不同类型科技企业。数字城市管理者在推进数字城市建设中，可通过政企合作、管运分离等方式提高专业化运作能力；通过总包的方式提高科技项目整合、集成水平，降低统筹门槛；也通过生态化建设，形成阶段化产业合力。

新时期数字城市建设更强调科技引领和科技赋能。数字城市建设中，科技企业需要在深入分析数字城市建设的系统性、有机性和复杂性的前提下，推进数字城市模块建设。一是把握技术融合趋势。新时期数字城市建设是多种数字技术融合的复杂系统。单个技术形态难以满足城市多元化的数字需求。企业需要立足自身优势，取长补短，构建起适合自身特色的数字化生态，为数字城市建设赋能；二是倡导价值取向。新时期数字城市建设更强调数字赋能价值，科技企业需要摆脱传统信息化投入思维，立足不同城市深层次发展需求，结合城市特点和定位，为城市提供个性化、价值驱动的解决方案，通过打造数字标杆城市、数字典型应用场景，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源动力。

传统单位以数字化转型为契机投身数字城市建设运营，助力城市弥合数字鸿沟。在前几十年我国城市演进过程中，城投公司、园区管理单位、传统企业等主体在城市“进化”中承担着重要角色，是城市建设发展的核心力量。在未来城市建设中，数字化是城市各个场景的主旋律，数据是城市发展核心驱动力。传统企业需要转变投资和建设思路，将数字化思想融入传统业务，通过智慧城市、智慧园区、智慧物业、智慧建筑、智慧水务等建设，升级传统业务，参与数字城市建设运营。

“东高西低”：数字城市建设的“西部突围”

说及产业格局，几乎都是高瞻远瞩与高屋建瓴，才可以从宏观性视角来探知产业全貌。如果有上帝视角，我国2023数字城市产业格局依旧是“东高西低、南高北低”。这一阶梯型特征和我国经济区域差异几乎完全重合，在地理空间和经济空间上形成高低水平代差。具体差异体现在数字城市基础资源、产业发展、城乡差异方面。

在城市中，数字化发展进入了动能转换的新阶段，数字城市产业成为数字化发展的主引擎。并体现出明显的集群效应，大型城市群在数字化发展过程中作用明显，京津冀、长三角、关中平原城市群增速领先。广东、江苏继续位居前2，北京超越浙江上升到第3位，河南上升两位位居第6，上海超越湖南上升至总指数排名的第8位。河北首次跻身总指数排名前10的行列。具体到城市，除“北上广深”外，西部双子星成都、重庆表现突出，分列5、6位，与位居7至10位的东莞、长沙、郑州和杭州等一同构成了数字城市的第二梯队。

当然，格局也非一成不变，总有波澜，也会激活西部地区在数字城市追赶中的一池子春水。

2023开年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是关乎城市数字产业的最高指导文件，整篇《规划》大约2600字左右，或许是打开西部区域数字城市建设的另一扇门。

在《规划》中，明确的给出了建设数字中国的意义：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规划》中，在制定战略上用一句话总结的很到位，数字中国建设按照“2522”的整体框架进行布局。第一个“2”说的是两大基础“数字基础+数据资源”；第二个“5”说的是五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第三个“2”说的是两大能力“数字技术创新+数字安全屏障”；第四个“2”说的是两大环境“国内数字化+国际数字化”。

在西部，数字城市在崛起。一是抢抓“东数西算”重大机遇，推动东西部协作向纵深发展，构建数字产业新格局。

在8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一体化建设的基础上，实现数字资源、算力、产业、服务等合理布局，避免重复建设、产能过剩。

二是建设以数字贸易为核心产业的创新型内陆自贸试验区，拓宽数字贸易新业态。

打造以大力发展数字贸易为动力，以大数据开发服务中心、跨境电商服务中心、高端离岸服务外包中心、离岸结算中心为重点的物理平台，形成以数字化信息为贸易标的、高端服务为先导的创新型数字贸易模式和跨境贸易产业链，在数据服务、跨境电商、离岸结算、离岸服务外包、绿色(生态)权益交易，以及与数字贸易相配套的支持政策及创新金融产品服务等方面先行先试，闯出一条有别于东部差异化发展的内陆自贸试验区新路。

三是大力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形成数字产业新集群。

推动数字技术与本地优势产业、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企业数字科技创新与多样化应用场景深度融合，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在全环节、全链条深度应用，重塑企业的研发、生产、营销和服务组织方式，健全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本投入为主体、金融机构为支撑的多层次投融资体系，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精特新数字产业新集群。

以上三点，是数字中国指导下，对于西部区域突围、跟进的战略性指导，以西安为例来看具体实施。在发展数字经济上，西安作为西部节点型城市，具有显著的创新研发优势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优势。站在数字经济“风口”，西安从顶层设计予以重视，《西安市“十四五”产业发展规划》《西安市“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中，对数字经济的未来布局均有较多着墨。

在最强最优势的算力产业方面，西安未来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以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软硬件基础设施为关键支撑，围绕建设一个中心(产业研发中心)、打造四个生态平台(公共算力服务平台、应用创新孵化平台、产业聚合平台、科研和人才培养平台)实现西安市乃至陕西省人工智能“政—产—学—研—用的闭环。

与此同时，该城市在数字产业化方面聚焦提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应用，并加快重大集成电路项目建设。在产业数字化方面侧重转型，加强数字商务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等东风：数字城市“西部突围”的关键认知

西部突围或者说紧跟东部，盘活这一运筹帷幄棋局，需要很多“玲珑”手段，也需要有“为什么和怎么办”世界观与方法论。

数字城市复杂性与主体多元性并存，建设运营统筹难度大。城市是复杂的有机生命体，数字城市建设面临的是一个根据环境不断进化的社会综合体。这个综合体中，多元化的主体因发展需求和社会分工不同构成了相互交织且变化多端的城市供需网络体。

数字城市建设是对城市复杂场景从单一复刻再到演进优化的过程，而任何一个场景的精确数字化复刻，都会涉及城市供需网络体的多个节点，最终达到好多个主体立体化交互中的动态平衡。这个过程中，需要借助感知技术、传输技术、平台技术和数字应用的完美融合，才能满足城市有机生命体的多层次需求。技术形态的差异、需求主体的多元性和多变性等都给数字城市建设带来挑战。粗看我国整体的数字城市建设，无论东部或西部，都普遍存在一些共性问题。

一是顶层规划的指导性还是不足。

我国新型城市建设逐渐步入数字深水区，如何有效衔接既有成果与新建内容，在避免重复建设的同时减少数据孤岛，是当前顶层规划亟需解决的问题，这是个老生常谈却依旧普遍存在问题。

二是数据要素的驱动力难以释放。

目前各地新型数字城市的建设主要依托信息化系统平台的打造，对数据资源的归集、治理、共享、利用关注不足。数据资源跨层级和跨部门共享流通不畅、政府部门垂直化管理造成的数据回流困难、统一标准缺失造成的数据质量低等问题，成为制约数据要素发挥价值的主要问题。

三是基础设施的支撑度仍有欠缺。

目前，与新型数字城市建设紧密相关的网络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等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但各部门分散建设、分头管理的现象仍然存在，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统筹化、集约化程度不高，导致了基础设施老化、智能化水平低、共享共用不足、安全隐患难以消除等问题。

四是多跨场景应用的成效性有待加强。

以往的数字城市项目通常只关注彼此独立的单个或多个场景的信息化、智慧化建设，政务数据、公共数据、社会数据融合应用困难，以及政府部门办事流程难以打通等因素都限制了多跨场景应用的落地，阻碍了政府治理效能的提升和群众办事体验的优化。

从个性化看，西部与沿海地区的发展模式和路径有较大差异，承接东中部高端产业转移在产业链、供应链的衔接上存在错位；此外，新技术与新基建明显落后于东部，比如在云用量方面，很多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与云用量有强关联。对于云技术，西部地区底子薄、起步晚，但增速却极为明显。有调查显示，西部诸多五线城市云用量增速迅猛，增幅最高。

当然，西部也有自己数字城市优势一面，土地、水力、绿电、煤炭资源丰富，气温较低，环境优良，建设运营数据与算力中心成本低、潜力大。近年来，西部省份在数字经济新赛道抢抓新机，奠定了一定基础，是实现转型升级、后发赶超的重要着力点。在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数字经济的战略机遇期，西部需要进一步释放政策制度红利、产业协同合力、对外开放活力、企业内生动力，万事已具备，只等东风来。

我国数字城市格局之变因经济、科技与地方区位优势等息息相关。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数字城市的春风已至。

文章来源： ​CPS中安网，《经济》杂志，赛迪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