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2年，全世界生产了约65亿吨塑料，其中只有9%被回收利用，另有12%被焚烧或掩埋。剩下数量庞大的塑料垃圾很难回收，又不降解，逐渐进入陆地、海洋生态环境中，在污染土地、水体的同时，也对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的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

想要解决塑料污染问题，一种有潜力的方法是发展生物可降解塑料。据悉，来自新疆康润洁的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酶激活的可堆肥降解塑料。这项研究已获国家发明专利。这种生物可降解塑料的设计思路，是运用一种四分子随机共聚物（PHL），将蛋白酶和脂肪酶运用纳米分散技术置于传统的生物可降解结构中，例如聚乳酸（PLA）和聚己内酯（PCL）中。

这样的设计使得酶可在环境外保存活性，且没有改变降解塑料的原有物理性质。在实验中，只需高温和少量水即可对酶进行激活，从而启动塑料的降解过程。这种酶能够抓住塑料分子链的末端，就像吃面条一样，逐个切断链节。这样一来，塑料的分解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只需数周即可完全降解。同时，由于每一个链节都被打断，塑料分解率高达98%，从而彻底遏制了微塑料的产生。

研究团队已经为这种新型降解塑料申请了专利，并投资了中国西部最大的聚乳酸工业园以进一步发展该技术，现已投入使用。

自2020年发布“限塑令”以来，生物降解塑料的市场快速增长。在生物降解塑料的推广和宣传下，“可降解”等同于“环保”的概念开始被大众熟知并接受。

然而，生物降解塑料是否在所有情况下都“可降解”？在任何场合都适合使用生物降解塑料吗？生物降解塑料又真的“环保”吗？事实上，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仅有少数场景使用生物降解塑料替代是有正面环境效益的。

1、农业

少量替代即可大幅改善环境泄漏问题

农膜是最适合生物降解塑料应用的产品之一，这跟农膜的低回收率有关，如果放任传统塑料地膜进入土壤，将会造成土壤板结、肥力下降的问题。如果使用生物降解农膜替代传统农膜，生物降解农膜可以直接在土壤中降解，无需回收。这不仅能减少塑料污染，还能减少垃圾处置的劳动力和成本。

清华大学团队联合中国石化，在最新发布的《可降解塑料的环境影响评价与政策支撑研究报告》中分析指出，采用生物降解塑料替代传统塑料地膜，能大大改善塑料的环境泄露问题，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该团队共设置了七个可降解塑料的应用场景，包括基准场景、生活源整体替代场景、塑料袋重点替代场景、外卖塑料重点替代场景、快递塑料重点替代场景、农业塑料重点替代场景、海洋塑料重点替代场景。

根据当下生物降解塑料在各场景的使用量来看，农业领域的生物降解塑料用量最少。如果2023年实现35%的生物降解塑料替代传统农膜，农业领域的生物生物降解塑料用量将不超过50万吨，预测同年总产能近1800万吨。如此少的用量却能带来巨大的改变，如果能实现35%的替代，到2023年环境泄漏改善率将达到50%。即使仅实现15%的替代，对环境的改善率也能达到25%。

研究建议，从环境泄露改善率角度看，可以将行政成本投入环境泄露问题更加突出的农业领域。

2、生活

难以发挥生物降解塑料的优势

相比之下，在生活源整体替代场景中，即使将政策约束范围内100%的传统塑料制品都替代为生物降解塑料制品，2023年，该领域的生物降解塑料用量将达到近400万吨。然而，大量的替代对于环境泄漏改善率的提高仅为20%左右。

据计算，以生活源头100%替代的路线，要去实现农业领域15%的替代所达到的25%的环境改善率，需要使用近20倍的生物生物降解塑料用量。这意味着，在生活采取生物降解塑料替代传统塑料，首先需要大量生物降解塑料，容易产生浪费问题；其次，环境泄漏改善率较低，效果不甚可观；最后，在生活领域实现100%替代，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监督、管理，行政成本较高。

为何在生活领域采取生物降解塑料替代后，对环境泄漏的改善效果远不如农业领域？这是因为以生物降解农用地膜为主的环境泄露占生物降解塑料总环境泄露的77.60%，而生活源生物降解塑料垃圾绝大多数流向了受控焚烧与卫生填埋方向，实际进入环境的比例极低。

此外，在生活领域推动生物降解塑料替代，生物降解塑料也无法发挥其优势——“降解”。根据清华大学团队的统计分析，生物降解塑料单独回收进入厨余垃圾处理设施的占比几乎为零，即使进入厨余垃圾处理设施，也会被分拣出来，真正进入工业堆肥和厌氧发酵的比例极低。目前，生物降解塑料最终进入工业堆肥和厌氧发酵的比例合计不到0.01%。

从成本、成效、成果来看，生物降解塑料被用在生活领域有些“得不偿失”。

3、海洋

可降解塑料产品亟待技术突破

海洋领域的生物降解塑料替代正在迎来越来越多的关注。2014年第一届联合国环境大会指出，海洋里大量的塑料垃圾日益威胁海洋生物的生存，保守估计每年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30亿美元。

想要解决海洋塑料污染问题，重点应关注渔具渔网、泡沫塑料等容易泄漏进入环境的品类，并采取生物降解塑料替代，然而目前缺乏技术成熟的海洋塑料替代方案。

有研究表明，生物降解材料PLA、PBAT、PHA、PCL在海水中的降解率均小于10%，其中市面上的主要材料PLA在海水中的降解率更是不到1%。这意味着，即使在海洋领域采用生物降解塑料替代传统塑料，也无法获得预期效果——即实现降解并减少海洋中的塑料污染。

根据德国Biosinn的统计，渔业中塑料用量最大的产品是渔网，但目前没有找到生物降解塑料产品来替代。商业捕鱼中使用的鱼钩、诱饵、鱼线通常也是塑料制成。全球范围内有几家制造商出售可生物降解的鱼钩和诱饵，但均未证明产品的生物降解性。此外，还有几家公司试图出售声称“可生物降解”的鱼线，但同样没有得到证实，这些产品均已不再上市。

要想解决海洋领域的塑料污染问题，想在渔具上采取可降解塑料来替代传统塑料，技术壁垒仍待突破，要走的路还很长。

4、医疗

应用相对比较高端

在医疗领域中，可降解塑料的应用相对比较高端，主要被用于制造医疗植入物、生物医疗应用、3D 打印等。清华大学团队统计，可降解塑料主要材质之一的PLA在医疗领域消费量约4.82万吨，占比约为24.1%。

可降解塑料在医疗领域中的应用离我们并不遥远。

医美常用的“线雕”技术就是其中之一：PLA因其可降解的特性，可以被制成PLA医疗用线，注射到皮肤的真皮层下从而提升面部，是一种微创式面部除皱提方法。

骨科常用的骨膜、内镶钉同样会用到PLA。瑞士 Geistlich Orthopedics 公司生产的组织引导再生 GTR 膜与骨引导再生 GBR 膜用锚钉是以PLA为原材料制成。美国 Linvate 公司生产的缝合锚钉、内镶钉，美国强生公司生产的 VICRYL Plus 缝合线，也都是由生物降解材料制成。在没有生物降解材料之前，骨修复手术会使用传统的修复材料，然而这些材料和人体的相容性差，需要进行二次手术移除，在移除的过程中会对人体产生二次伤害。而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可以自行降解在人体内，且能对局部炎症起到抑制效果，安全可靠。

此外，在药物释控体系里，生物降解材料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以生物降解材料作为药物释控载体，药物可以随着载体在人体内的降解来实现逐量释放，实现药物对身体伤害最小化。研究人员还可以根据生物降解材料的可加工性，选择药物与可降解材料结合从而制得释放效果更稳定的药物控释载体。[4]

总的来讲，生物降解塑料在塑料污染治理上有其意义和价值，比如将其应用在几乎不可能回收的场景，例如农膜、医疗等，其降解性可以使这些材料留在这些应用场景中产生比不可降解塑料更低的污染。

因此，在关于可降解塑料应用的相关规定政策文件中，应明确可降解塑的应用范围、场景与条件，避免过度推广应用可降解塑料而带来新的污染问题。

文章来源： 同花顺财经，中国发展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