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2014年1月发表了新美国安全中心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沃克与新美国安全中心执行副总裁兼研究主任肖恩?布里姆利合撰的研究报告：20YY: Preparing for War in the Robotic Age。报告称，“时代战争已经不是科幻小说”，并强调对于美国及其盟友、伙伴和对手而言，在一个新的时代里，无人和自主武器系统将在未来战争中扮演核心角色，呼吁美国必须为此做好准备。文章编译如下：

　　一、执行摘要

　　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国在以精确制导弹药和一体化作战网络为中心的作战领域一直是一个积极的推动者。这些创新已经确保美军在太空、空中、水面和水下作战中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在常规部队之间的地面战争中更是拥有压倒性优势。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新兴大国的地缘政治、技术在全球范围的扩散以及主要对手的反制举措——美国在这一领域所拥有的领先地位开始被削弱。

　　因此，在不远的将来，美国的军事家和军队规划人员将会看到，精确制导武器和网络战技术将广泛扩散，并将被国家及非国家形态的军事势力运用于所有军事行动中。五角大楼、白宫和国会山的高级军队规划人员和决策者逐渐认识到与这种拥有尖端武器的对手作战的成本以及潜在的挑战，为了对抗这种能够密集发射制导弹药的对手，美军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对于美国及其盟国、合作伙伴以及他的对手而言，他们正进入一个全新的作战领域，在这一领域，无人驾驶系统和自主系统将发挥核心作用。美国国防部领导人现在就应该开始为这个不太遥远的未来——时代的战争——做好准备。

　　美军对于无人驾驶系统非常熟悉，过去十年中，他们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地区广泛运用了无人驾驶系统，有时甚至以戏剧性的方式来运用它们。但是这些空中和地面无人驾驶系统主要以远程遥控为主，它们将很快被越来越多的自主系统在所有物理运营领域（空中、海上、水下、陆地和空间）以及所有的军事行动中取代。美国必须发展这些自主系统，除了作战必要性以外，还因为人力资源成本和传统载人作战平台的发展成本正在以不可持续的速度增加。

　　不同于冷战期间，先进的技术，例如导弹、制导弹药、计算机网络、卫星、全球定位和隐形技术主要源于政府主导的国家安全研究和发展战略，迈向机器人时代的步伐并不是由美国的军事-工业复合体所主导。当军工企业专注于先进的隐形系统、电子武器、通信保护等领域时，专注于生产消费品和电子网络服务的公司正在推动许多其他关键使能技术，例如，先进的计算和“大数据”、自动化、人工智能、微型化、累积制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和超小高能电力系统。所有这些技术——在繁华的商业计算和机器人技术领域取得了惊人的进展——都可被用于制造更为复杂、可靠的无人和自主武器系统。

　　新的作战体系中，制导弹药和作战网络已经全面扩散，无人和自主武器系统成为作战的核心将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显现。因此，为了避免关于它发生在1年或者10年之后而进行的不必要争论，我们称之为“20YY年”时代。然而，它的一些影响已经越来越明显。

　　基于无人和自主武器系统的作战体系有可能改变我们国防战略中的基本核心概念，包括威慑、保障、劝阻、强制等。这些系统将拥有与它们的载人“同行”不同的特点，也将改变美军在全球基地的布局及军方高层对使用武力的决策过程。在此背景下，当局势紧张时，维持稳定将变得更为困难。在机器人战争时代，有人和无人战斗系统在美军中的融合过程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深刻争论，其中包括美军的作用及使命、采用全新技术优势的行动理念及使用无人和自主武器系统带来的道德争议和士气问题。在进入无人和自主武器系统时代后，诸如进攻性和防御性的军事战略之间的关系，或者规模、速度和范围的相互作用之类的基本的军事准则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20YY年的作战模式已经不是科幻小说。该报告概述了为什么我们相信这种转变即将到来，对于美国国防战略和国家安全它预示着什么，以及国防部为何以及如何利用这一不可避免的转变。在这个国防预算持续低迷的时期，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对于未来美国军队的正确布局将是一个难得一见的机会。但是，巨大的风险也与这一机会同在，如果决策失误和不能快速认识到这一趋势，则会将未来的美军置于不必要的风险之中。

　　二、潜在的不连续变化的时期

　　因为美军策划人员一直寻求针对潜在对手保持技术优势，所以在冷战期间，实现和保持技术优势成为了美国大战略的核心要素。据认为，前苏联在常规部队数量方面占有显著优势，美国之所以能够战胜它，技术优势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终，美国的技术补偿战略抵消了前苏联传统威慑（以及核威慑），并帮助美国赢得了冷战。在前苏联帝国解体后的二十年间，技术优势使美军的军事优势从未受到挑战。因此，针对潜在对手国家保持技术优势现在被认为是任何美国国防战略的一个基本方面。

　　然而，与前苏联激烈的军事技术竞争导致了今天的许多创新——导弹、空间系统、制导武器、隐形技术和网络战——广泛扩散，足以对美国传统的力量投送形式构成挑战。因此，军队规划人员现在必须假设，在将来的某种情况下，美军可能被迫为了战区介入和自由机动而以二战以来没有见过的方式进行作战。这种新兴的反介入-力量投送竞争的后果是目前发生在五角大楼的各种高级别辩论的组成部分，并且迫使高层领导人重新考虑美国的全球防御态势，修改其应急计划和优先采购项目。

　　正在规划中的反介入武器在世界各地广泛扩散，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将是一种挑战。突然使用新的、潜在的颠覆性技术可能会导致作战实施出现明显中断，这使得挑战变得更加复杂。在这些挑战中，首当其冲的是无人驾驶系统的崛起和快速扩散。无人驾驶系统已经深刻地重塑了美国的国防战略和优先采购事项，并且在世界各地的军队中变得日益重要。数以千计的各类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已经加入了美国军队服役。迄今为止，世界上至少有75个国家正在投资研发无人驾驶系统。其他新兴技术也有可能会破坏全球军事平衡，这些技术包括：进攻性网络战工具；先进计算；人工智能；光学信息平台传感器；诸如定向能、电磁轨道炮和高功率微波武器之类的电子武器；累积制造和3-D打印技术；合成生物学；以及提高人类在战场能力方面的技术。所有这些技术——主要是由需求和商业部门的进步所驱动——目前已经出现，并且有可能引发新的“军事技术革命”。

　　当新的军事技术、作战理念和组织与军事技术革命相结合，将会显著改善军队的效用和作战潜能。军事理论家认为，军事技术革命往往与战争中更广泛的革命相关，急速的、不连续的改变时期为进行战争提供过时的或现有军事政权最常用的手段。这些变化可能适用于军事相关技术、作战理念、组织方式、可利用的资源，或者这几种事物的组合。它们还经常与更广泛的政治、社会、经济和科学变革联系在一起。军事技术革命的发展可能是迅速的或者在到达革命阈值之前逐渐展开。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现有的军事体系往往被新的更占主导地位的技术所颠覆，从而远离原有的作战方式。

　　本文的前提是，在未来几十年可能会看到，有一段时间，技术和作战不再发生连续变化。这一前提是基于4种预期的趋势。首先，随着制导弹药-作战网络体系的不断成熟，美国在这一领域所享有的长期垄断地位正在逐渐削弱，因为相关技术已经广泛扩算，许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都掌握了此项技术。这将需要军队去开发出新的方法和手段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杀伤力的战场上作战和生存。其次，制导弹药在战争中的杀伤力不断增加，再加上人力资源和载人作战系统成本上升以及他们相应减少的数量，将有可能导致形成一支虽然作战效能很高但是规模较小的美军，这支军队可能没有足够的数量来对抗老谋深算的对手。第三，计算能力、大数据、人工智能、微型化、机器人和累积制造的发展一日千里，这些技术将导致无人驾驶系统日益强大、自动化的程度更高并且更具成本效益。第四，随着越来越多的对手开始使用制导弹药，以及大量有效且成本低廉的无人驾驶系统迅速扩散，都有可能使美军在常规战争中捉襟见肘。因为人力资源和载人平台的高成本，走向更大战场的动力更可能体现在更多的数字化无人驾驶系统，而不是更多的士兵或更大的载人系统。

　　我们猜测，这4种趋势可能引发新的无人军事技术革命，甚至有可能在战争中引发更广泛的革命。为了在从一种作战体系过渡到另一种作战体系期间和之后保持其技术优势，国防部必须从现在就开始为它做好准备。然而，美军刚刚开始掌握日益成熟的制导弹药-作战网络体系所带来的作战和组织方式。

　　虽然美军对于机器人作战体系密切关注，但是它不够成熟。因此，国防部在未来的国防缩编过程中面临决策失误的风险，如果五角大楼希望美军能够为未来无处不在的无人驾驶和自主武器系统做好准备，那么就必须优先选择一些计划。为了让美军既能够承受这些风雨的袭击，又能够把握真正的机会来扩展美国的技术优势，国防部必须尽快推动关于战争性质的变化、新的系统、组织和所需要实施的作战理念的新的思考和研究。

　　三、制导武器战争的崛起

　　然而，在探索战争中任何潜在的未来革命的轮廓之前，充分认识当前的作战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在当前的战斗中，精确制导弹药和作战网络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

　　自从穴居人第一次拿起木棒扩大自己的领土，从防区外距离打击敌人在战争中一直是一个关键。从前，人们在战斗中互相投掷石块和长矛，后来随着投石索和弓箭的出现，两股力量之间的对峙区域扩大到几百码远。随着现代枪械和机枪的发展，对峙区域扩大到了一千多码；使用大炮，双方的对峙区域扩大到了几十英里；使用空投炸弹，双方的对峙区域扩大到了数百英里。使用无制导弹道弹药作战的主要特点是——即使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战斗中投掷、发射或者空投的大部分弹药最终无缘它们的目标。此外，随着距离目标的射程越来越远，射击精度也越来越低。因此，特别是当射击那些首次在两个维度自由移动的目标（例如，机动部队、骑兵、车或船），以及后来在三个维度自由移动的目标（例如，飞机、导弹或者潜艇等），或者从一个移动平台（例如，马、坦克、飞机、潜艇、船舶等）射击固定或移动的目标时，部队不得不集结数百台平台或武器系统，发射数以千计的炮弹、炸弹或弹药，或两者兼而有之，以实现所需的战场效果。同样，为了在一个攻击点实现最大的成功，机动部队往往会设法集结力量，以实现其数量上的优势，并提高其初始轰炸的成效。其结果是，无制导武器战有着走向密集队形的固有偏差。

　　二战期间，出现了两种非制导武器作战的替代方案，而且它们都具有潜在的革命性影响。第一种最直接、最具影响力的武器是原子弹，这种武器有足够的纯粹爆发力摧毁除了深埋加固目标以外的一切目标，即使在瞄准误差比较大的时候。鉴于其巨大的潜在破坏力，一时间原子武器颠覆了与非制导武器作战相关的战术。军队规划人员认识到，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分散他们的部队，密集队形仅仅在为了实现效果的必要时才会出现，然后在遭到原子武器打击之前，迅速重新分散部署。然而，在整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原子武器的威胁下，部队不断地分散、集结、再分散时相关的指挥、控制和机动性面临的挑战一直困扰着军队规划人员。因此，一旦美国和前苏联取得了核均势并且核战争的可能性逐步降低，军队规划人员普遍恢复到非制导武器时代常用的常规集结战术。

　　第二种非制导武器作战技术替代品是制导常规武器——导弹，这种武器在发射或者投放后能够主动纠正自己的轨迹和飞行路径，从而自动导航攻击目标或者目标点。这种武器于1943年首次在战斗中亮相。1943年，德国的潜艇首次向两艘盟军商船发射了被动声自导鱼雷，商船被击中后沉没。美国海军巡逻机使用空射型Mark 24“费多”(Fido)声自导鱼雷第一次猎杀了U型潜艇。德国轰炸机使用了6枚“弗里茨X”（Fritz X）无线电制导滑翔炸弹击沉了意大利“罗马”号（Roma）战列舰。这些早期的武器证明，即使单独或小规模齐射制导弹药往往也能直接命中它们的目标。所以，传统的制导弹药引入了一种新的实战参与模式——精度不受射程约束的武器。

　　这种弹药能够纠正瞄准误差，甚至远距离发射也能够接近零误差，从而引发了额外的技术调整。由于几乎在所有部队之间的作战场景以及任何作战领域，具有超过对手的覆盖优势是非常有用的，所以第一种制导武器出现后不久，战术用户自然开始寻求制导弹药日益增长的最大有效射程。事实上，在1945年——第一枚制导武器投入实战仅仅两年之后——一架美国巡逻机在20海里以外，使用雷达制导反舰滑翔炸弹袭击并几乎击沉了一艘日本驱逐舰，所有的作战行动都处于驱逐舰防空炮火之外的安全距离。很显然，这种类型的“超视距”攻击需要某种类型的信号指示和瞄准系统。因此，对于增加武器有效射程的需求促进了新的作战网络，例如，遥感、跟踪、定位和规划网络的共同发展，作战网络的设计旨在引导制导弹药的远距离齐射。

　　实际上作战网络的发展是在制导武器诞生之前。例如，在1940年的“不列颠之战”（Battle of Britain）期间，寡不敌众的英国空军和防空部队使用战术作战网络来对抗德国轰炸机，战术作战网络包括：远程和近程传感器（雷达和观测人员）组成的监视网；一个由无线电台和地埋电话电缆连接的分布式和硬化作战中心所组成的专用指挥、控制和协调（C3）网络；一个由雷达控制的高射炮、英国战斗机中队、阻塞气球和电子战部队等作战系统所组成的效能网络。

　　这种作战网络有助于采用突袭的形式打破平衡。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作战网络使寡不敌众但火力超过对方的英国皇家空军能够有效地抵抗德国人的攻击。在拦截点，预先埋伏的配备发射无制导弹药机枪的英国战斗机编队能够猛扑由轰炸机机组成员以及发射无制导弹药的护航战斗机防卫的大型德国轰炸机编队。直到空对空导弹和地对空导弹加入了防空网络，进攻和防守力量在空中大规模集结对抗的战术才开始发生变化。因此，更有能力的制导武器和作战网络的发展在任何时候都永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之，在战争中，制导武器和作战网络的结合引发了一系列相对快速的变化。1945年之后，一代又一代作战部队采用了精确制导武器，组建了战术作战网络，并将其投入实战，从而在所有作战领域推动了战术创新并改进作战性能。先行者包括那些被迫打击在三维空间自由移动目标的部队，例如，防空部队、空对空战斗机和反潜战部队。20世纪50年代，许多早期制导弹药都配备了核弹头，以抵消它们终端精度的不足。然而，在越南战争大多数战术弹药装备常规弹头，这主要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一是末端制导系统的改善；其二是对核升级的担忧。此外，美国空对地部队开始采用了新一代的攻击制导武器，包括光-电、激光或反辐射制导炸弹和导弹。事实上，这些武器被证明非常准确，能够确保美国战术空中力量准确无误地攻击范围广泛的目标。

　　紧随越南战争之后的是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在这次战争中，突出了制导弹药杀伤力的改进。这些武器的戏剧性效果推动美国军事家开始探索新的作战理念，使用远程传感器和制导弹药的组合来对抗前苏联在欧洲的传统数量优势。这些新的作战理念，在演习和实验中表现突出，展现了巨大的潜力。事实上，前苏联军事理论家在80年代中期就得出结论，广域传感器、新的指挥和控制方式以及远程常规制导弹药相结合将是一次新的军事技术革命，因为由此而形成的“侦察-打击复合体”将能够实现等同于战术核武器的破坏性效果。

　　相对于核武器，“侦察-打击复合体”集精确制导弹药和作战网络之大成，它以一种比核武器更简洁、更加高明的有效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场集结的大规模编队之间的战争。由于单独的一种制导武器已经有很好的机会摧毁目标或者使预定目标丧失作战能力，所以攻击者不必集结更多的武器来确保击中一个目标，而仅需要发射足够的弹药向对手的防线实施饱和攻击。而且，当部队发射精度不受射程约束的弹药时，现在可以使用少得多的弹药从很远的距离在不同的攻击点同时发射，形成集结效应。因此，数量较少的防御部队使用制导弹药有可能击败仅使用非制导弹药的大规模攻击部队。同样，攻击部队发射可以做得更小的制导弹药，并可以跨越广泛的战线或沿着多个轴进行分布式攻击，进一步增加防御的负担。因此，在常规部队之间的冲突中，规模更小的部队使用制导武器有可能击败配备无制导武器规模更大的部队。

　　1990年至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Persian Gulf War）证明了这一想法，以美国为首的联军部队使用制导武器打击了仍处在工业时代使用非制导弹药进行作战的伊拉克军队。尽管在波斯湾战争中，制导弹药的消耗量不到美国军需品的10％，但是其惊人的准确性和战场效果似乎证实了前苏联的理论，新的作战制导弹药-作战网络的革命性影响将致使非制导武器作战附属于部队之间的大规模交战。因此，人们可以认为“沙漠风暴行动”（Operation Desert Storm）是制导弹药-作战网络革命的“战役定义”，促使美国军方，尤其是其空中力量协调一致的走向制导弹药。

　　此举更加容易，因为美国的有效作战网络组件在冷战期间已经建立。美国的天基战略情报、监视和侦察（ISR）网络最初设计用于支持国家领导人，现在已经重新配置向战区指挥官和他们的部队提供直接支持。美国设计用于在核战争期间以及之后继续运作的全球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和情报（C4I）也同样重新配置，以支持战区作战。打着“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和情报战士”的旗帜，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和情报网络利用新的互联网协议，逐渐从大型计算机过渡到全球区域性作战中心的分布式服务器和台式机。这种转变有助于战斗部队在偏远的战场作战时形成共用作战图像，并在各级进行互动以及协作规划。最后，美国建立的网络改善了使用可靠的全球定位系统和惯性导航系统制导的炸弹和导弹的发展，确保这些武器可以全天时、全天候的部署，并能够确保每天持续24小时实施制导弹药攻击。

　　这些举措都有助于部署制导弹药的比例越来越大的非常强大的联合多维战场网络的形成。事实上，在1999年的“联合力量行动”（Operation Allied Force）期间，用来打击塞尔维亚军队的所有空对地武器中大约30％是精确制导武器。在4年后的“伊拉克自由行动”（Operation Iraqi Freedom）中，制导武器在所有消耗弹药中的比例上升到近65％。这些武器的有效性激励了其他作战部队，他们开始开发一系列战场制导火箭炮、火炮、迫击炮、导弹，这些武器通常简称为精确制导弹药（G- RAMM），其中许多武器后来被部署到伊拉克和阿富汗并产生了很好的效用。

　　作为制导弹药-作战网络体系的积极先行者，美国在“沙漠风暴行动”、“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的最初阶段以及“伊拉克自由行动”（Operation Iraqi Freedom）早期的常规力量与常规力量的交战中获得了显著的作战优势。这些优势是如此明显，以至于美国军队都难以再次复制，而潜在的对手正在迅速寻求一种钝化美国制导武器-作战网络效果的手段。

　　假想敌部队的手段之一就是通过伪装、进入地下或者隐藏在山洞里来遏制或者阻碍美军发现并攻击目标的能力。“联合力量行动”期间的塞尔维亚军队以及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还有朝鲜和伊朗都有效的实施了这些战术。目标隐藏战略的另一种有效变体是敌人化身为平民，并进行近距离的埋伏袭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伊斯兰恐怖组织都实施了这种战术。另一种试图阻止美国的多维常规作战网络攻击的不同方式是寻求核武器，朝鲜和伊朗现在都威胁采用这种战术。另一种手段是迫使美军在离散战斗情况下使用制导弹药-作战网络，从而导致技术领先的军队死伤惨重或者产生这种可能性。越南人民空军在上空北越对抗美国战术空军、埃及军队于1973年对抗以色列国防军以及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中真主党对抗以色列都采用了这种战术。当然，对手可以尝试通过避免大规模部队对抗，而是发动旨在耗尽美国力量和意志的长期叛乱来限制制导弹药-作战网络的作战相关性和有效性，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都可以看到这种战术的运用。

　　然而，所有这些方法都是弱国的战略。在将来的某个时候，美国军队可能会在更为平等的条件下面对更为强大的对手，并与对手在新的作战体系中直接对抗，这似乎合理的假设。早在1993年11月，迈克尔?维克斯（Michael G. Vickers）在为五角大楼净评估办公室（ONA）撰写的草案中探讨了这种可能性。《2020年的战区作战构想》（A Concept for Theater Warfare in 2020）的前提是，制导武器-战斗网络的革命会在未来20年或者30年中有可能改变敌对大国之间的战争行为。本文设想的新系统、组织和作战理念将构建一个单纯而一致的愿景，即在具备常规制导-作战网络均势的对手之间如何来打一场新的、以不连续军事政权为特点的战争。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进一步分析、计算机模拟和战争游戏为新兴军事革命确定潜在的新战略、战役和战术问题，从而刺激美国武装部队内部的新概念、组织的发展。

　　维克斯在文章提出的以广泛扩散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为特色的作战体系下的国家间战争的潜在未来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和深刻的思考。这也促使净评估办公室赞助了被称为《20XX年的未来战争》（Future Warfare 20XX）的系列战争游戏。《20XX年的未来战争》游戏始于1995年，并一直持续到2000年12月，场景设置在未来时代，《2020年的战区作战构想》描述的关键技术和战略趋势在游戏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游戏的冲突场景设置在未指定的年份“20XX年”，以避免精确时间框架所引发的不必要争论，在此期间，假设力量和能力可能会变得可用。然而玩家在实际操作中，所承担的比赛被设定在2025年和203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大约30年后的未来）。

　　战争游戏的目的是，分析20XX年军事技术革命政权及其相关的部队能力；评估候选军事技术革命作战和组织概念；并确定值得进一步探索和研究的作战和组织问题。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游戏详细探索了在一个完全成熟的制导弹药的作战体系中的中高强度战争，在游戏中，美国及其盟国向同等实力的对手及其盟国发动了先进的多维战役。同等实力的对手被推定为具备与美军势均力敌的粗陋制导弹药和作战网络，尽管拥有非对称能力。游戏的内容遍及所有作战领域的作战行动并使用先进生物武器。

　　该系列游戏结束后，游戏玩家和观察员认为，三个关键的驱动因素将建立预想的20XX年作战体系的基本轮廓。这些驱动因素包括：

　　?核武器和核威慑将继续减少战略层面以下的常规战争；

　　?在制导弹药战中，进攻占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惊人的进攻能力往往会主宰防御者的命运；

　　?隐形，这是一种广义定义，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也将成为制导弹药-作战网络体系生存的中心。

　　四、成熟的制导弹药-作战网络体系的影响

　　在净评估办公室内部，人们认为《20XX年的未来战争》系列战争游戏取得了巨大成功。人们希望在该系列游戏发展过程中得到的见解和思考将有助于提示并告知美国武装部队必须进行彻底改造，将新的传感器、武器系统和作战概念与制导弹药的作战体系更好地协调。然而，在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发生10年后，美军前进的方向开始与《20XX年的未来战争》假定的战争方向出现了很大的不同。当发现自己同时陷入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两个长期非常规战场时，美军的注意力自然专注于反叛乱和反恐行动，而不是常规军队之间的作战。事实上，这两场战争的性质导致很多人公开质疑或贬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盛行的“军事革命”思想。

　　然而，尽管《20XX年的未来战争》游戏中设想的战区作战的具体形式并没有马上应验（也没有游戏项目要做到这一点），但是许多游戏中设想的场景已经出现，令人惊讶的是，美军甚至发现自己发动的非常规冲突也可以在游戏中有所获益。因为恐怖分子和叛乱分子藏身于平民之中以及建筑设施和城市地形之中，耐心且无情的狩猎者通过精密的人体跟踪传感器网格和一个高度集成的跨部门指挥、控制与通信和定位网络追捕他们，网络中还包括特种作战部队以及逐渐变小的制导弹药，这种弹药能够在很少附带损害的情况下准确地打击单个恐怖分子。事实上，考虑到网络产生的离散杀伤力，美国反恐行动的努力更多的专注于“发现”和“定位”，相对于“终结”恐怖分子，在任何行动中这都是最耗费时间的部分。这恰恰是在高强度的制导弹药战争中预见的同一类型的“隐匿者-发现者”(hider-finder)激烈对抗，即使性质不同。

　　与此同时，在《20XX年的未来战争》游戏上线的这13年中，其他民族国家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和情报、监视和侦察系统以及制导战斗弹药网络功能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干。事实上，这些系统现在已形成了非常强大、先进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这些能力都是在《20XX年的未来战争》系列战争游戏中曾经设想过的。美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一度在高端传感器、精确制导武器、网络战、太空系统、隐形技术等军事领域所拥有的领先地位开始被削弱。此外，这种削弱现在有了一种加速的趋势。

　　?先进作战网络的象征可能就是中国正在集结的一个有着多维度的陆基侦察-打击系统，意在威慑、预防并最终击败外来军力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干涉。然而，美军作战网络的目前首选效应器是短程空投弹药，中国军方更重视远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事实上，解放军二炮部队的弹道导弹已经可以覆盖整个东亚境内的美军前进基地和在“第二岛链”以内海面部署航母战斗群。该型导弹可能很快就能够覆盖位于关岛的美军基地。

　　?除了诸如中国和俄罗斯之类的先进竞争对手，随着制导弹药和作战网络技术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宜并且更广泛的扩散，诸如伊朗之类的“第二级国家”也开始寻求弹道导弹和制导弹药。此外，伊朗还将日益复杂的制导武器移交其非国家代理，这其中就包括真主党。

　　?现在越来越多地制导火箭炮、火炮、迫击炮、导弹出现在最现代化的军队，甚至一些非国家行为者的战斗序列之中。

　　?最后，非常规对手能够非常轻松地通过使用商业技术制造简单的制导武器，例如，在一些商用小型无人机上搭载炸药。或者就像2001年9月11日一样，通过劫持飞机并将其作为一枚重型巡航导弹使用。

　　这种讨论并不意味着未来战争的特点完全是在作战网络之间使用制导弹药的冲突。因为核剑高悬，先进国家之间发生直接战争的机会是比较低的。区域代理或其他地区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更大。即使这样，常规部队之间编队对抗可能依然非常罕见，非常规战争、叛乱和恐怖主义将更加盛行。这种冲突将继续导致更多的混乱和致命事件的发生，小型武器甚至弯刀都将比制导弹药夺取更多人的生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制导弹药-作战网络体系的成熟能够或应该被忽略。鉴于上述观察到的趋势以及制导弹药展示的杀伤力，未来美国在所有领域的军事干涉成本很可能越来越昂贵。正如美海军陆战队退役中将乔治?弗林（George Flynn）所指出，“……甚至非国家行为者都有希望使用精确制导迫击炮、火炮和短程火箭弹或多或少的击中所有目标，令人担忧的事情不仅如此，相对便宜的制导武器将不可避免的遍布世界各地。”

　　五、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对策

　　然而，正如美军开始掀起日益成熟的制导弹药-作战网络革命，美国也发现自己正处于二战结束以来的第五次重大国防缩编的边缘，这将是一个长期任务。《2012年战略评估》（2012 Strategic Review）、《2013年战略选择和管理评审》（Strategic Choices and Management Review，SCMR)和接下来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代表着国防部第一次平衡其当前和未来的军事能力以及降低防务资源的尝试。这不会是最后一次。在该部门制定一个稳定的、平衡的防务计划之前，这可能需要3至5年，在这段并不是很长的时间里，做出的决定一定要对美国军队现代化的步伐和方向产生持久的影响。

　　鉴于美国目前的全球安全责任，军方自然倾向于优先考虑相对于今天的对手被认为是更负担的起或“足够好”的军事能力，而不是为研发投入新的资金或者寻求更加昂贵、先进的专注于未来潜在的高技术战争的武器系统。此外，由于军方必须精简地管理削减的预算，这必然会导致军方倾向于尽可能多地保留传统平台的能力，而不是削减传统平台进一步地去追求新的，甚至可以说是未经测试的概念和技术。与此同时，无论诸如中国和俄罗斯之类的“第一级国家”，还是诸如伊朗之类的“第二级国家”都正在将其最尖端的制导武器和作战网络技术出口到其盟国或者有购买意愿的买家，这加速了此类武器和技术的扩散程度。而且，正如前面所讨论的，甚至一些非国家行为者都可以简单地通过购买和修改商用技术和系统来引入创新和致命的军事系统。此外，中国和俄罗斯甚至正在投资更先进的技术，例如，网络战工具、隐形和反隐形技术以及专门研发感知、利用美制系统漏洞的能力。因此，真正的危险是美国的传统优势将被未来的对手否定或超越。

　　为了避免失去其技术优势，并对抗制导武器作战日益增加的杀伤力，美军必须首先开始制定新的作战概念，以便确保和维持介入、行动自由以及未来的力量投送和战区作战行动中战术的有效性。这些概念将有助于确定新的核心战术能力、作战和组织结构以及作战体系，这一作战体系需要能够在一个完全成熟的制导弹药网络体系中生存和发展。这一切已经开始发生。新的空海一体战概念表明美国国防规划人员首次真正探索针对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发射密集制导弹药齐射的潜在对手的战斗，但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例如，考虑到对手部署了制导火箭炮、火炮、迫击炮、导弹以及日益复杂的战术作战网络，美国军队需要更新他们有关诸军种联合强行进入作战行动和空降作战行动的思维。考虑到对手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非常规战争、反恐和反叛乱概念也必须进行更新。在这些新概念的指导下，国防部下一步必须加大研发支出，而军队设计人员必须开发出新的作战系统、单位和组织。然后，军方规划人员必须发展战术、技术以及程序，并且能够最好地利用它们。为了在未来保持其技术和战术优势，美军必须完成这些工作。

　　考虑到一个成熟、稳定且更具杀伤力的制导弹药作战网络体系，美军在更新和改变其作战理念、战术、技术和程序的同时，美国军队的规划人员和设计人员必须面对和处理两个主导体系发展趋势。它们是：

　　?昂贵且稳定增长的人力资源成本。为美国全志愿部队招聘、培训和留住高素质的人员已被证明代价是相当昂贵的，特别是在经过了十年的战争以后。事实上，在2001财年至2012财年间，每名现役军人的薪金成本增长了57％。剔除通胀因素，相当于实际年增长率4.2％。在同一时期，国防部基础预算中与军事人员有关的费用的份额从2001财年的30％增长至2012财年的34％。在即将到来的整体国防预算持平或者下降的时期，即使每个军事人员的费用回归至其实际年增长率2.6％的历史标准，2021财年与军事人员有关的成本（包括现役和后备役组成部队）将消耗近一半的国防部预算（46％），挤占了投资、作战和训练资金。除非这一趋势被阻止，人力资源成本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全志愿部队全系统最终实力的下降。换句话说，因为相关成本昂贵且稳步增长，未来美军将极有可能大大减少现役人员。

　　?载人作战平台昂贵且稳步增长的成本。同样，美军不可能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取代他们目前的前线作战系统和平台。为了在稳步提高的制导弹药和作战网络中生存，所有类型的载人作战平台将需要隐形、能够从防区外进行作战，或者拥有能够打败制导弹药多次齐射的精干的主动以及被动防御系统，或者所有这些能力的组合。然而，获得这些能力将需要巨额的资金。F-22“猛禽”战斗机和F-35“闪电II”联合攻击战斗机都是完美无缺的空中作战系统。但是它们的采购成本比它们将要取代的非隐身飞机要高的多。同样，新的配备先进的防空与导弹防御雷达的Flight III型“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地面作战车辆和两栖战车相对于类似的传统平台更加昂贵。此外，这些新的、更先进的技术平台的作战和维护成本都将可能比它们所替代的传统系统更高。

　　除非计划中的军费开支在未来十年内大幅增加，否则这两种趋势的结合意味着美军将在未来数年内萎缩。关键部队设计的挑战将使这支较小的未来战斗部队一方面要与规模较大的传统力量一样有效或者更加有效；另一方面要能够与拥有先进能力的对手作战并击败他。

　　六、无人和自主系统的兴起

　　对于这个艰巨的部队设计挑战的潜在答案是增加使用无人驾驶系统。尝试建立这样的系统的历史可以一路追溯到古希腊，第一个实用的无人驾驶系统是自行式武器——水下鱼雷。水下鱼雷由英国工程师罗伯特?怀特黑德（Robert Whitehead）研发，这些鱼雷都是非制导武器，采用压缩空气发动机带动螺旋桨推进鱼雷“直线行驶”，采用静水压阀门和惯性摆锤共同操纵横舵，即利用静水压设定鱼雷的航行深度，用惯性摆锤减少鱼雷在定深线附近的波动。紧随鱼雷之后的是无线电遥控或有线制导摩托艇，艇上塞满了足够严重损毁或者炸沉舰艇的炸药，在然后又出现了“陆地鱼雷”，这种远程控制的装甲牵引车能够将半吨重的炸药送入敌军的战壕。

　　从这些早期的系统开始，无人驾驶系统沿着若干条不同的路线向前发展，包括：空中靶机；无人机系统；无人水面和水下航行器；无人地面车辆；无人诱饵；机器人救援系统；远程物流配送系统以及包括鱼雷、巡航导弹和制导炸弹在内的非制导和制导弹药，但是这一类目前被认为是一个单独的类别。许多这样的系统的早期推动力是让这些系统执行人类或者载人系统的任务，这些任务往往“乏味”（持续时间长或者重复操作的任务）、“肮脏”（在受污染的环境中执行的任务）或者“危险”（对人类和载人系统来说存在不可接受的高度危险的任务，比如扫雷、排爆和攻击使用制导武器的作战网络。）。

　　今天，美国军队列装了成千上万不同类型的无人机，这表明过渡到未来的无人驾驶作战体系的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然而，这些数字都相当具有欺骗性。因为大多数无人驾驶系统在构思、设计和建造时考虑的是“乏味、肮脏、危险”范式，它们往往不是作为载人系统的附属物，而仅仅是观察。此外，许多无人驾驶系统被设计成在配备最基本的战斗网络和几乎没有制导弹药的无争议的环境中进行操作。这一观点并不意味着无人驾驶系统不能执行有价值的任务。尽管它们数量很多，但是在美国军队作战初期，这些空中、地面、水上和水下的无人作战系统仅仅是用来载运。当前这一代的无人驾驶系统的潜力主要源自从平台去人化所带来的性能优势，例如，增加的速度、机动性和续航时间，以及无人平台能够冒着日益增加的风险的能力。未来无人驾驶系统的潜力有望变得更加深远，在本质上可能是革命性的。

　　未来无人驾驶系统的革命性潜力直接关系到相互关联的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首当其冲的就是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

　　?网络战。网络作战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战争维度，与机器人时代的战争重重交叉。在未来战争中，网络很可能成为新的“制高点”。谁在网络冲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谁就可以渗透、指挥和控制网络，制造误解和混乱，甚至可能关闭或篡夺物理平台的控制。这对于无人系统尤其如此，特别是当它的操作人员和维护人员在远距离遥控操作时。此外，由于“物联网”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继续在物理空间扩散，更多的物理对象将是可以联网和远程操作的。因此，网络战的发展是与互联网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目前正在以极快的速度不断演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共同发展将会对无人驾驶系统和机器人系统变化的步伐和范围产生巨大的影响。

　　?受保护的通信。由于网络战的威胁和电子战的进步，关于无人驾驶系统最常见的抱怨就是它们所需要的与其操作人员之间强大且可靠的通信链接受到限制。然而，美国军方正大力投资于各种形式的高带宽、受保护的通信，例如，先进极高频卫星、“自由空间光学通信”红外激光系统以及与新一代的小型、低成本接收终端。总之，这些技术将满足美国军方对于战术部队和偏远战区的移动平台对于强大、抗干扰和安全通信的需求。随着这些技术变得更加可用，今天许多关于无人系统远距离通信可靠性的担忧似乎有可能得到改善。与此同时，冗余和安全视距通信链路将允许无人机系统和平台编队即使在最有争议的电磁环境中保持彼此之间的通信。因为它们增加的续航能力，无人驾驶系统其实特别适合用来执行通信中继任务，无论是在空中还是海底。

　　?先进的计算和大数据。在处理数字方面，电脑总是击败人类。如今，人们已经制造出每秒计算数百万次的大型计算机，未来的计算机将具有更高的计算速度。这将不可避免地提高传感器、战术决策辅助工具和武器系统的性能。与此同时，许多领域的用户可以得到大量数据，其中军事行动中的数据量正在迅速增长。现在可用数据的绝对数量远远超出了任何人处理、使之关联以及采取行动的能力。大型数据集的分析现在被称为大数据，它将成为经济、科技和军事竞争的关键基础，随着高速计算机越来越多地进军庞大的开放源码（或分类）、基于云计算的信息库，并采用以前认为不可能的方式理解它。在可预见的未来，考虑到定性的见解，人工情报将继续需要适用背景以及基于数据分析的判读。然而，未来的进步可能导致计算机处理及工程出现不连续的跳跃，可以让计算机来处理庞大的数据集和模仿人类的直觉和判断的方式描绘数据，从而导致新一代功能强大的战役和战术决策辅助系统的出现。

　　?自主性。正在进步的传感器融合技术与先进的计算和处理能力，使商业和军事平台更加了解它们的环境，并与它在没有人为控制的情况下互动。在这方面，早期和重要的步骤包括能够自主起飞、导航到预定的航点和自主着陆的无人机系统，以及能够全自动操作的陆基反导弹系统和舰载近程防御系统。未来会看到更多革命性的功能，直至并包括单独或“成群”的平台能够自主执行任务，包括：自主的情报、监视与侦察、干扰、诱饵、通信中继和货物补给。虽然人类的决策可能会在复杂的、模棱两可的、需要上下文来理解或者需要一段时间来判断的情况下仍然具有优势，但是稳步提高的自主性逻辑肯定会在执行简单的可预测的任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些任务有的是反应时间至关重要，有的是人类控制器通信链路非常脆弱。对于许多处于比较整洁的环境中的目标集，它已经可以构建了一个可以识别、定位和攻击敌方军队的系统，尽管目前国防部指令要求必须由军事人员做出致命性进攻决策。

　　?人工智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必须由人类做出决策的情况将有可能减少。计算能力的进步再加上大数据访问一定会令未来的电脑越来越“聪明”。如今，电脑采用早期形式的人工智能够在诸如驾驶汽车和飞机之类的特定的、孤立的任务中比人类表现的更好，并且可以在游戏，例如，象棋和杰帕迪(jeopardy，智力竞赛）中击败人类。在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将可能继续局限于特定背景以及具体问题，因为人类的洞察力需要去了解更广阔的背景或者特定问题框架之外的方法。但是，随着机器智能的进步，人工系统的功能前景会有所增加，这将确保智能系统能够在日益复杂和混乱的环境中运行。在遥远的未来，电脑可能“不仅了解我们的世界，它们还能够以一种看起来很容易的方式将其对我们的了解向我们表达出来。”它们也许能够进行权衡，提出自己的建议，或者基于预编程的指导或交战规则做出自己的决定。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工智能的进步将取决于发现机器和人类智能对于任何给定的问题的优化组合，充分利用他们不同的认知能力的独特优势。

　　除了信息技术的进步，一些配套技术也将在无人作战体系的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这些技术领域如何发展将导致目前制导弹药-作战网络体系、无人和自主系统的可行性和成本以及它们的潜在对手的发展方式存在显著差异。

　　?商业机器人。商业机器人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估计在今天的全球生产设施中，这种或者那种形式的机器人超过140万台。例如，日本的（）生产一系列超过五十种不同的生产机器人。其中最大的机器人能够抓取和切削多达一吨的大卷原料，最小的机器人能够沿着装配线抓取和放置药片或者电池。然而，在整个商业界，机器人的数量正在激增。例如，正在生产的新的机器人用于堆栈和排序以及自动化仓储配送业务，有的还用于农业部门以及深海石油钻井平台。仅在2012年，国内机器人的销售量就突破了1200万台。随着商用机器人系统的需求在一个又一个领域不断上升，控制和自主逻辑必然会随着系统的灵活性和能力的提高而提高。这些机器人中有许多机器人被修改或者可能被修改以提供军事用途。

　　?小型化。小型、高密度动力和推进系统将导致制导弹药以及所有类型的无人系统小型化。随着新的制造技术能够制造出更小的电子和机械设备以及系统，这些较小的武器和系统将拥有超群的能力。例如，摩尔定律所预测的总的计算能力的指数升幅导致微处理器的密度增加以及尺寸减少，已普遍降低了传感器、制导、控制系统的尺寸，同时许多商用和军用平台的整体尺寸也随之缩小。同一时间，日益增加的制导精度能够确保开发出的越来越小的制导武器保持最小的附带损害。同样，无人驾驶系统正在迅速走向小型化，这为军队延长隐蔽行动的时间提供了可能性，它们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伪装成鸟类、昆虫或无生命的物体。此外，机器人系统的小型化将确保快速部署海量数字的平台，从而饱和攻击对手的防御，并确保使用具有强大的潜力的“蜂群”作战概念来颠覆更线性的战争方式。

　　?累积制造。这是一种通过连续的分层过程来制造物品的技术。例如，3D打印技术，可同时用于原型和分布式制造。这将有可能使新的系统非常快速地成型，并且生产的过程有可能缩短。鉴于部署部队打印关键成套设备更换部件而不必依赖于远程（且脆弱）物流基础设施的能力，鉴于美海军作战和部署节奏将受部署船舶能力的影响，在航行时打印部件，可能延长所需的港口停靠之间所用的时间。这项技术也有可能迅速地改变部署的美军及其补给。这项技术在和平时期有可能降低运营成本，在战时将提高作战指挥的独立性。

　　?小型、高密度发电系统。无人驾驶系统的兴起以及日益增加的自主系统正在改变作战概念，小型、高密度发电系统可以确保它们在地理区域上空长时间游荡的能力——有时以天计算，但最终将是数周或数月。航程、续航能力和有效载荷的一个限制因素是平台动力所需的燃料。随着可以帮助降低重量的累积制造技术以及更好的燃油效率技术的出现，新兴的无人驾驶系统有必要采用引进的全新高发电系统，例如，燃料电池和高密度电池，可以想见，这将延长无人机在拒止环境中的运行时间。替代动力系统，例如，放射性同位素能量装置可能特别适合于某些环境中，例如在水下，这也同时提出了必须解决的政策挑战。

　　?电子武器。随着制导弹药和作战网络的扩散，传统的力量投送平台和基地将很容易受到大量远程制导武器，例如，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攻击，除非守军能找到具有良好的成本交换比率的拦截方法。如前所述，制导弹药-作战网络体系在进攻时占据优势，如果用于防御则要承受巨大的负担以及付出很大的成本。从长远来看，在制导武器齐射的竞争中，为了确保成功击中，针对1枚入境弹道导弹发射2枚1000万美元至1500万美元的拦截导弹是一个亏本生意。当在未来防御无人驾驶系统的“蜂群”攻击时，这种情况将更加突出。电子武器，例如，电磁轨道炮和高能激光，都具有很高的发射功率和较低的发射成本，既能够解决近程问题，又能解决远程问题。因此，军事策划人员都在积极寻求它们。高功率微波武器在干扰电子武器方面同样具有巨大的潜力。这种武器可以通过非致命手段使敌方武器和电子系统失去效用，并且有可能安装在具有更大自主程度的无人机上。随着小型、高密度发电系统的发展，这些系统可以更加紧凑，这使它们可以未来战场上越来越多的使用。

　　?人类的能力改善。凭借技术来提高人的身体或认知能力有可能使军队在应对一个机器人战争体系下的快节奏、大数据环境时发挥显著作用。诸如莫达非尼（Modafinil）和阿得拉(Adderall)之类药物具有维持或提高人类认知能力的潜力，但同时也提出具有挑战性的伦理问题，尤其是军事人员在可能受到胁迫或者受到来自领导的压力使用这些药物时。另一方面，潜在对手在使用改变能力的药物时可能较少出现伦理问题。合成生物学的发展也可以保持对手使用武器来降低人的能力，甚至直接攻击平民的潜力。正在为美国军事人员进行设计生产的外骨骼就是一个积极的计划。例如，美国陆军和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正在开发一种“战术突击轻装战斗衣”（Tactical Assault Light Operator Suit，TALOS），其目的是整合先进的装甲、指挥和控制计算机、发电机和增强的移动性外骨骼。这种系统在步兵作战时具有真正的革命性潜力，因为在战争中，单兵负荷的重量是有限的。

　　七、20YY年：机器人时代的战争

　　当面对未来战场日益增加的杀伤力以及人员和载人作战系统的高额成本，军队的规划人员和设计人员似乎肯定会利用上述的技术进步，并越来越多地转向无人系统，从而努力提高规模较小的美国军队的战斗力和杀伤力。由于这些进步使无人驾驶系统更加强大，更加可靠，它们很可能会导致世界迈入机器人的新时代。目前无人驾驶系统和机器人能够自己做出一些基本的决定。然而，随着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自动化、小型化和新的发电系统的稳步前进，未来的系统将可能逐渐增加自主行动并且能够在许多情况下复制人类的能力。这些未来的先进的系统也将能够执行人类根本就无法执行的任务，例如，承担更危险的飞行任务，或者以超过人类能力的更快的速度、精确度和协调能力做出反应。这些特性很可能使所有的形状和功能的无人系统和机器人对于军队设计人员越来越有吸引力并在更加核心的战术和作战中发挥作用。例如，退役海军上校韦恩?P?休斯（Wayne P. Hughes）在他设想的海上战争的未来中指出：

　　“……我们在战术上可能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前沿。这个时代叫做‘机器人时代’。”无人驾驶空中、水面和水下航行器有着卓越的能力。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未来无人机与有人驾驶作战飞机的关系就像现在的精确制导“战斧”对地攻击导弹与二战后期简直没有目标的V-1巡航导弹类似，在战争中最有可能的革命不是情报的获取、传输和处理，而是无人遥控机器人根据自我控制的惊人模式进行搜索和射击。

　　正如休斯上校所预测，无人和自主系统将凭借其独特的属性使新的作战概念和作战方式发生潜在的革命。一些旨在有争议的领空、陆地和海洋环境中运行的高端的无人系统平台的成本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媲美载人飞机，增加自主性可能仍然会显著节省培训、运行和总的生命周期成本。此外，因为没有机组成员，对于生存能力，无人驾驶系统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与其建造更少数量的精巧载人平台来突破敌人的作战网络，还不如大量建造低成本、可消耗无人驾驶系统使美军能够以良好的成本交换比率击溃敌人的防御。依靠较小的尺寸和数量优势，无人驾驶系统能够承受在战斗中的损耗，不是确保任何单独平台的生存，而是确保一起作战的蜂拥而至的无人系统的生存。这种方法还允许能力的适度退化，而不是像高端的载人多任务平台那样，被禁用或破坏后完全丧失能力。

　　联网的无人系统编队也有可能实现以比人工操作的反应时间快很多的速度进行机动和打击目标。智能的无人系统编队可以突破对手的防御、自主干扰、欺骗以及使用高功率微波之类的非致命破坏性武器，同时向能够授权发起致命打击的操作人员分程传送敌人目标的位置。操作人员在安全的情况下对无人系统编队提供任务级控制，但在所有领域的战场前沿将实现无人化、网络化、智能化和自主化。由此产生的侦察打击群在速度、同步和机动协调方面远远超过了可能的载人平台，这表明以前的战争方式已经过时了。

　　即使在冲突频谱的低端，美国军事策划人员很可能也会被迫考虑如何最好地使用无人驾驶系统。例如，规模较小的美军在未来的平叛行动中是不可能达到预期的平叛与人口的比例，除非那里的人口数量相当少。本能的反应可能是尽量避免这种类型的作战行动集中在一起。此外，更好的方法是利用集成的载人-无人驾驶部队的优势开发出新的反叛乱概念。海军空战中心武器分部和iRobot公司实施的知情人群控制演示就精确体现这一思维。在这个演示中，无人地面车辆和高空无人机共同努力，有效地分散了模拟人群。许多人认为20YY年研究议程的核心前提是“高端”的无人战，它将遍及所有的军事行动。

　　在这样的作战体系中，“赢家”将是那些能够最好同时利用机器和人类智慧独特优势的人。这种新的作战体系的特征在泰勒?考恩（Tyler Cowen）的著作《平衡被打破》（Average Is Over）中有一定的暗示。考恩在这本书中断定，随着社会不断适应电脑、机器和机器人日益增长的存在，美国经济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考恩指出，计算机将在知识和洞察力类游戏中击败人类，我们将其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信念。然而，考恩指出，最成功的国际象棋冠军不是机器或人，而是在所谓的“自由发挥”象棋中一起工作的人机团队。在制导弹药、无人驾驶和自主系统主导的未来作战体系中，那些通过利用人类和机器的相对认知的优势来赢得“自由发挥”战斗的“大师”，同样也会主导战场。

　　我们相信，过渡到这个新的作战体系不再是一件“可能或者不可能”的事，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根据《20XX年的未来战争》游戏的启示，我们将这个制导弹药-作战网络体系合乎逻辑的潜在继任者称为“20YY年作战体系”，从而避免出现关于这种体系将在10年或者更多年实现的争论。我们的重点是必须为它做好准备。

　　八、20YY年作战体系：对军事战略、组织和作战行动的启示

　　重要的是，国防分析人员、规划人员和政策制定人员应该尽早开始考虑20YY年作战体系的轮廓。不同于由制导武器和网络战引发了军事技术革命，在商业领域的进步将有可能引发相关的无人机、机器人和自主攻击系统的军事技术革命。这意味着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制度先行者，而且战略、战役或战术奇袭的可能性极高。

　　然而，除了阻止和为潜在的突袭做好准备以外，开始考虑20YY年作战体系还有更加充分的理由。除了上述潜在的军事后果以及诸如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和累积制造技术进步，一些概念问题也必须认真考虑。事实上，由机器人、无人驾驶和自主系统主导的作战体系很可能会挑战我们的基本核心防务战略概念，包括：威慑、保障、劝阻和强制。类似这样的东西值得国防政策制定者、技术专家和分析人员认真分析，包括但不限于：

　　威慑

　　鉴于所有上述原因，专注于无人和自主系统的作战体系将会迅速蔓延到一个或者多个参与者，从而实现——或者更可能实现——在军事技术竞争中的均势水平。从本质上讲，20YY年作战体系更有可能在参与者之间造成部署大致相同类型的攻防能力，更难感知并利用先进技术的比赛。在20YY年作战体系中，常规威慑关系可能开始变得更加活跃——这取决于在特定区域或次区域实际或感知的优势，在速度、集结、欺骗和地理方面可以发挥比最近的过去更核心的作用。

　　保障

　　基于无人驾驶和自主系统的作战体系将对政治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官的一系列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包括：如何理解对手的行为；如何判断部队的态势；决定是否以及如何使用武力；如果冲突爆发，确定如何最好地管理升级。几十年来，载人潜艇、舰船和飞机之间的军事互动已经刺激了那些有助于即使在行动者之间高度紧张的时候保持稳定行为的一般规范的发展。然而，将无人驾驶和自主系统引入并部署在危机频发的地区将会使保持危机稳定的努力更加复杂。例如，2013年9月，中国军用无人机飞向领土争端的中心——中国的钓鱼岛（日本控制的尖阁列岛）。日本通过起飞F-15战斗机来进行响应，双方关于未来使用武力进行了言辞激烈的交锋。在未来，无人驾驶系统或潜在的自主系统可能会互相对峙，在南海和东海发生误判和意外升级的前景似乎相当高——潜在的破坏稳定的危机。随着领导者适应了在危机情况下无人驾驶和自主系统的挑战和独特属性，新的行为规范也将随之产生。

　　力量态势

　　新的军事能力自然会推动部署和驻扎在世界各地和重点地区的军事力量的进步。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了长航程无人驾驶飞机如何利用更小、更不引入注目的优势在监视和反恐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应该预料到，专注于无人驾驶和自主系统的作战体系将如何影响美军的海外态势。例如，长航时、大直径无人水下航行器的出现可能会显著改变美国潜艇部队在关键战区的部署和态势。长航程无人机系统将为从重点分区（例如，迪戈加西亚和澳大利亚）更远的地方建立站点提供新的机会。技术也会影响军队设想的特定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例如，考虑到精确制导弹道导弹日益增长的精度，关岛和太平洋岛屿对于美国的战略将更为重要。目前还不清楚20YY型作战体系将如何重塑军事态势和基础概念，但考虑到需要重新定位美国的军事力量，以及与盟友和伙伴国进行谈判需要很长的时间，美国的决策者现在就开始思考和规划将是明智之举。

　　联盟和伙伴关系

　　也许不像最近在国防科技和作战范式的变化，在走向基于大量无人驾驶和日益自主的系统的作战体系时，美国一些重要盟友的实力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日本和韩国在计算机技术市场，特别是在将机器人技术整合到国内制造业和服务业方面居于领导地位。抓住日益增加的将基于商业的创新转化为先进的军事平台的机会，可以激励更多的国防规划合作、研究和发展战略，以及战场系统的互操作性。然而，国防部领导人应该预料到的挑战是，即使20YY年作战体系采用元素的采购和培训成本可能会比需要采购的未来高端载人平台和聘用人员的支出要低得多，但将需要的组织变革可能会产生大量的采用障碍。在操作上，小国（例如，新加坡、卡塔尔、巴林和一些北约的合作伙伴）利用累积制造以及其他先进的工业技术，可以提高他们设计下一代功能的能力，规模化生产，以远高于正常历史水平的方式部署到部队。事实上，完全实现机器人作战体系有可能使军事力量与人口基数以及传统的潜在军事力量的有效度量脱钩。美国国防规划人员面临的挑战将是帮助盟友和伙伴国决定其独特的要求，发展固有的利基能力的可能性，以及它们可以整合到多边伙伴关系、联盟结构和军事行动的方式。

　　作用和任务

　　20YY年作战体系将会对美国军队的组织、训练和装备产生强大的影响力。我们目前只看到这种转变的起点，但它们已经非常显著。美国海军正在开始将无人驾驶系统集成到现有部队的设计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海上监视和侦察部门积极整合无人驾驶系统进入载人的P-8A“海神”海上巡逻机中队。在这种早期的自由发挥的操作形式中，可以看到有人和无人平台在单位层面的整合，这也许就是一个强大的未来拐点，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编成有可能会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载人平台的风险。在其他情况下，有可能在文化或者制度上对无人驾驶系统产生排斥，尤其是当它们被认为威胁到各军种传统的载人作用和任务时。

　　作战理念

　　20YY年作战体系可能会颠覆美国分析人员以传统方式构想的当代军事竞赛和区域的实力平衡，因此需要新的方式来投送并保障军事力量进入大争议区。对于作战理念来说，两种可能的转变最为严重，而其他方面可能会随着作战体系日益成熟变得更加清晰。

　　首先是进攻和防守之间的关系。由于冷战的结束和美军享有的近乎垄断的制导弹药-作战网络体系，战争的进攻方式一直占主导地位。导弹防御系统和综合防空网络已经普遍被判定不足以对抗远距离打击复合体，其中的制导弹药能够突破防御系统-当然，这只是与防御美国的军事行动有关。这促使中国和其他潜在的竞争者在自己的进攻性打击系统上投入巨资——以中国为例，其远程弹道导弹可以覆盖美军的空军基地并使美国海军的航母处于危险之中。成熟的制导弹药体系意味着在亚洲军事竞争的稳定将开始受到削弱，在战争的常规水平，首先发展打击能力的思路变得更加明显。专注于无人驾驶和日益增长的自主系统的20YY年作战体系的出现，将进一步改变攻防平衡的轮廓，这些都是难以察觉但却是探索的关键。

　　第二点是在20YY年作战体系之中质量和数量之间的平衡。在冷战期间，美国的军事战略集中于建立质的军事优势作为对抗前苏联数量优势的手段。我们生产的作战平台少于前苏联，但我们保证，它们在战场上能力更强。如前所述，这种做法最终损害了华沙条约组织在欧洲的军事战略并迅速削弱了前苏联传统的威慑力。这种战略已经持续了整个后冷战时期并延续到现在，所以美军在质量上的优势超过任何可以想象的对手。然而，一旦精确制导弹药完全扩散，数量或者质量将开始重新成为参与国家争夺军事优势的重要鉴别器。如果这种激励机制存在，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参与者将奉行利用大量相对廉价的无人和自主系统，采用“蜂群”战术在进攻或防御行动中战胜敌人的概念。这种方式可以迅速影响到重点地区潜在或实际的军事平衡。

　　加速扩散和战略的突然性

　　20YY年作战体系将需要时间来发展，但由于全球化的速度和规模以及军事技术扩散，相对于20世纪中-后期制导弹药作战体系，其发展的速度可能更加迅速。不同于冷战时期，政府的研发支出刺激了大部分军事创新（例如，隐身、精确导航和授时、卫星、计算机网络等），而20YY年的作战体系中的创新（例如，自主性、大数据、累积制造、小型化等）在很大程度上获益于商业界。这些商业驱动因素将形成减少军队试图采购和集成这些功能的财政和组织成本的趋势，尽可能多的开发成本将由私营部门支付。这种动态可能会增加采用的速度，无形中增加了美国国会对对手部署先进军事能力的能力感到惊讶的威胁。例如，日本在最近由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赞助的建造救援机器人的竞赛上拥有了压倒性优势。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其他与美国不太友好的国家将无法通过引入军事用途的机器人系统对美国发动突然袭击，尤其是因为它们的开发和测试可能会比载人系统更加难以检测。

　　九、我们现在必须为20YY年做好准备

　　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军方一直在制导弹药-作战网络体系方面占据垄断地位。美国士兵从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国会的国防决策者制定的一系列积极的战略决策中获益良多，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投资基本上“锁定”美国在一个时代的技术优势。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对手变得能够有效地使用制导武器，美国在投送力量和在常规编队对抗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已经开始削弱，所以国防规划人员必须开始将视线从目前的作战体系转向即将到来的以激增的传感器、电子武器和在所有作战领域无处不在的无人和自自主系统所主导的领域。不幸的是，当他们这样做时，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今天的环境——具有预算减少而内部成本增加的驱动因素，以及经过十多年的战争后，各军种之间围绕保护遗留的能力和过时的作战理念竞争而产生的向内看的愿望——将使发展新的作战概念、研究、实验，以及需要今天的美国军队为20YY年未来需求的投资做好准备充满挑战性。

　　美国必须克服这一挑战。如果希望保持其技术优势，美军必须开始构思一个成熟的制导弹药-作战网络体系，该体系由民用部门主要驱动技术发展，并结合可能引发新军事技术革命的其他方式。它不能推迟时间以及需要为机器人时代的战争做准备的投资。考虑到全球化的速度以及军事能力向未来潜在对手或多或少的扩散，这些努力尤其重要。美国军队的规划人员在一定程度上根本不习惯这种情况，其他全球参与者都处于迈向未来机器人战争时代的有利位置，并在未来可能领先于更大且僵化的美国国防部的官僚机构。

　　美国决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它必须确保陆军士兵、飞行员、海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队员为明天的战争做好准备并打赢这场战争。现在做好准备是20YY年作战体系迈向这个目标的关键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