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成本上升具有双重影响：既使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极其痛苦，又是推动制造业升级的原始动力———全看我们如何应对。

8月8日中国台湾的富士康在印度签约，承诺将在未来5年投资50亿美元在印度建设电子设备制造厂。一时间，关于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和“中国制造”与“印度制造”的竞争关系，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的调研数据显示，“中国制造”的成本已接近美国。该报告分析了全球出口量排名前25位的经济体，以美国为基准(100)，中国制造成本指数是96。也就是说，同样一件产品，在美国制造成本是1美元，那么在中国则需要0.96美元，可见双方的差距已经极大地缩小了。《纽约时报》则指出，中国的纺纱业成本反而比美国高出30%，因此出现中国纺织业甚至到美国开工厂的怪异现象。

尽管这些报告数据的准确度值得进一步商榷，但中国制造业成本迅速推升，却是不争的事实。

专家认为，中国的制造成本大幅提高有三个原因。一是薪资大幅提高，时薪从2004年的4.35美元，大涨到2014年的12.47美元，涨幅达187%；二是汇率，2004年至2014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攀升35%。三是能源成本，中国用电成本从2004年每千瓦小时7美元，涨到2014年的11美元；天然气成本更从2004年每单位5.8美元，大涨到13.7美元。

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成本上升，还有“隐性成本”的上升，譬如环境生态成本和社会福利成本的增加。

在各种成本中，人工成本的抬升最具决定意义，影响最为深远。由于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价格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的投入提高，加之“人口红利”的消失，人工成本将呈现单向升高的走势，几乎不可逆。只要升上去，就很难再降低下来。

中国制造业成本的上升，从根本上来说与中国在国际上的分工变化密切相关，实际反映了中国由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迈进的过程。

应对成本上升的途径有三条。一是大量采用等自动化设备，提高商品价值中科技含量的比重，相应降低人工成本的占比。中国南方已经有不少企业广泛采用，如广州市规划，到2017年，该市60%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将工业机器人等智能制造装备，基本完成新一轮技改。

二是推动经营重点由制造端向研发端转移。结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大研发和品牌经营能力，赚取“智慧利润”，而不是“血汗钱”。

三是主动适应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结合“一带一路”战略，加大与印度、东南亚、中亚、非洲、拉美的产能合作，使富余产能“物尽其用”。国际分工客观存在，产业转移不可阻挡。“中国制造”向“印度制造”过渡并非不可接受，而“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才是我们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