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孕育兴起，世界各国出台了一系列的科技策略，包括美国互联网在内等，这些战略核心是发展智能制造。

　　对此，工信部装备工业司重大科技装备处处长王瑞华指出，智能制造是基于新一代信息科技技术的一种新型模式，不仅是实现装备产品创新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生产模式产业发展变革的重要推动力。智能制造正在成为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将引领制造业变革。

　　王瑞华指出，一直以来我国政府非常重视智能制造的发展。今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提出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通过智能制造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为了推动智能制造的发展，今年年初工信部发布了2015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实施方案，明确了三年的总体目标和行动以及任务。2015年在六个方面开展示范，对流程制造型、零散制造、智能装备产品、智能化管理、智能化服务等进行了试点示范项目的选择。通过专家的遴选，选出了46个项目，覆盖了20个地区，这些项目直接切入到制造活动的关键环节，通过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注重试点示范项目的成长性，探索一些有效的成功的经验和模式，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加以推广。

　　今年6月为了推动智能制造发展，财政部和工信部启动了智能制造专项，重点支持两个方面：一个是智能制造标准的实验验证，另外一个是智能制造新模式的。

　　选出93个项目，总共投入110多亿元，其中20多亿元是中央财政支持，今年下达资金是10亿元左右。下一步工信部将以落实贯彻《中国制造2025》为契机，第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做好智能制造“十三五”规划制订工作，制订好研究好智能制造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第二，发挥标准的引领作用，建立健全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第三，组织实施工程专项。主要是编制智能制造工程的实施方案，今年9月底要完成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今年年底前要发布实施。第四，继续开展试点示范，聚焦制造活动的关键环节，促进面上的智能制造发展。第五，强化基础能力建设，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和信息网络安全的建设，构建智能制造发展的基础环境。

　　此外，王瑞华还指出，智能制造必须立足于实际，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各方要共同努力，以扎实的工作推进智能制造，为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做出更大贡献。

　　两化融合、智能制造、“互联网+”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在中国信息化专业委员会北京市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兼两化融合专委会主任王安耕看来，工业化和信息化分别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而我国面临的问题是这两个历史时期重叠了。与发达国家不一样，他们有很长时间在实现工业化的时候还没有信息化。

　　王安耕指出，我国的工业化高潮是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不过在当时我们面临的疑问是，先做工业化后做信息化还是两个同时进行？最后中央文件用了“两化融合”的提法，提出我国信息化和工业化既要同时发展，也要融合发展，简称“两化融合”。它指的是比较宏观的概念，两化融合里面的主体部分对中国来说第二产业是最大的一块，要发展工业，第二产业的两化融合便首当其冲。

　　我国两化融合强调信息化和工业化两者同时发展，同时融合、结合发展，但没有具体讨论信息化怎么发展，工业化如何发展？作为当时第二产业比较落后的国家，两化融合只是一个方面，本身工业怎么发展，尚不完全清晰。

　　《中国制造2025》回答了上述疑问，提出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我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制造行业比较落后，所以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在这一点上来说，理解我们的智能制造就比较容易一点，“智能制造”概念就比较清晰化了，“制造”就是工业化，“智能”就是信息化，而工业是主体。

　　王安耕指出，“两化融合”与“智能制造”对于工业领域从业人员来说较为容易理解。工业化和信息化是两个发展阶段，“两化融合”大多数人比较容易理解为是工业部门的事情，其实不然，服务业也需要两化融合，而且服务业的“两化融合”工作比工业部门落后很多，如电子政务等。“智能制造”是动员工业部门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口号，与《中国制造2025》一样，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

　　对于“互联网+”的理解，王安耕提出了两方面意见，第一个意见是“互联网+”跟工业部门的两化融合评估指标体系第四阶段是完全一致的。最初我国把两化融合发展设计分为四个阶段：第一起步建设、第二单向覆盖、第三综合集成、第四创新突破。创新里面有两条定义：第一条定义就是在第四阶段很多工作是买不来的，必须根据行业企业创新模式，创新工作流程，创新各方面的协调等才能做好。前面三个阶段都可以买来，第四阶段原则上买不来，所以要进行创新协同。而在这个意义上跟“互联网+”是一样的，协同一定是基于互联网的。

　　王安耕指出，“互联网+”是互联网企业提出来的口号，互联网发展要+出去，那么工业企业怎么办？不能被动等着被“+”，要做好两化融合的工作，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四个阶段一个都不能少，走到第四阶段工业企业才能实现“互联网+”。

　　在互联网、电子信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两化融合”、“智能制造”、“互联网+”虽然各有侧重点，但核心问题却在一件事情上。分享一个案例：某单位要搞一个项目，类似于“互联网+”，想与高端客户互动，创造一种模式，咨询的时候发现最大问题是企业自己内部没有整合，即财务有一套想法，营销有一套想法，计划部门也有一套想法。综合集成没有完成，内部不是一个整体，根本无法实现“+互联网”或是“互联网+”。只有口号是没有用的，企业最终要实现的是“互联网+你所要+工业”，所以工业部门不应该是被动地等着“互联网+”，而是要有主动“+互联网”的思维。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贾晋京，对全球工业格局变革，国家间产业竞争与国际产能合作，以及全球化智能制造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贾晋京指出，探寻全球秩序演化视角下的工业格局变革，要从东印度公司时代国际经济全球化贸易最早分工开始。亚当·斯密针对重商主义提出了国际分工理论，从分工提高效率开始进而推广到国际上分工将更有效的理论，经济学上叫做“绝对优势理论”，可以更有效地完成各个环节的工作。这与“比较优势理论”是相对的，现在经济学中提及的比较优势，往往指的是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可以回答在殖民时代，为什么英国是全球的世界工厂。因为在殖民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在殖民地往往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新贸易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回答了“既然国际分工有效率，为什么发达国家之间互相买卖汽车”的问题。依据新贸易理论，汽车需要很多产业环节才能生产出来，每个产业环节有相应的产业链，有相应的公司在生产，某一个环节的公司可以不只服务于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可以卖零部件产品给很多个企业，这时候不同的零部件公司生产出来的汽车是不同的品牌。

　　而现在是全球价值链时代，制造业的全球化一般来讲应该是从20世纪60年代日本丰田汽车在巴西设立企业工厂开始算起，真正发展起来是在1992年互联网时代兴起以后，当时美国出了信息高速公路政策，在全球铺设海底光纤储备线，从此有了全球化互联网，有了这种产业链条的分工，它的外包才有了实现的可能。这与中国开始市场经济建设是在同一个时期，中国的崛起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当企业可以向全球委托生产的时候，设计出来的产品将设计包通过互联网发送出去，最后在全球低成本的地方完成某一个环节的制造生产，这时候才有撮合的可能性。当今时代各种产品都可以在一条全球价值链内完成。

　　贾晋京指出，这种形势和条件下，中国自然地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因为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产业环节，有全世界最全的产业配套能力。以生产手机为例，智能手机在富士康组装要有200多个零部件，假定每一个手机同一个批次要生产1000万台，那么要采集这些零部件，在中国可以很快地组装完成。

　　根据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研究所发布的数据，5513种商品全球出口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产品数量，中国平均第一。在中国2015年7月份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22.6%，高新技术产品占27.2%。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对于工业发展和每一个企业发展又有哪些促进作用？

　　贾晋京指出，当今中国在世界上所在的位置，是对接发达国家的产品和发展中国家的装备制造建设。在1992年全球互联网时代之后，西方国家把很多产业环节转移到像中国这样的制造成本比较低的地方，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实际上后来对于中国和西方来讲变化非常巨大，西方有一种说法叫做“产业空心化”，对中国的影响是中国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产业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