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企业的代表人物之一、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投资6亿美元在美国建造的汽车玻璃厂正式投产。这则有关曹德旺跑了的消息，通过曹德旺表达的”我和李嘉诚没法比……”和前一阵李嘉诚跑了的消息“捆绑销售”，成为了“霸屏”的头条。

　　然后，有关”Made in China”的“中国制造”的话题引发了制造业，自动化、乃至界的关注。的小编曾经在2014年底就写过有关美国的制造业的情况。90年代美国互联网开始繁荣，他们将大量的制造业，工厂的代工工作抛向了人工成本低廉的中国，从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然而熟悉曾经全世界最会做PPT的公司，印度某知名软件公司的衰败时，大洋彼岸就有了一种默认的说法：凡是一件好东西，比如说”精算师“，落入中国人或者印度人手里，那这个行业就迅速”白菜化“的事实。所以，小编的手不知道要指到哪里去，中国制造，2025？还是美国人在伊拉克的”帝国坟场“里消耗着大量财力，经济的“泥牛入海”，势必造成“重返东亚计划”？还是实现美国政府多年以来孜孜以求的“制造业回流”的梦想？

　　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时期，为解决青年的就业问题，开辟了“高速公路修建”的项目，所以，美国如今的高速公路是免费的。那么曹德旺所说的美国的土地基本不要钱，工厂基本不要钱，是不是就跟“高速公路”的美梦一样呢？表面上看中国买房子基本50-70年产权，美国是永久产权，包含这栋房屋所在的领空、地下。实际上，美国的房子每年要交1%的地产税。就算跑到天涯海角都必须完成这个任务，如果，你在美国买了“我们这次买的厂房，14万8千3百平方米，花了1500万美元，政府给补贴1600万美元，相当于没有花钱。”那么恭喜你。

　　福耀制造的销路65%在中国，卖给中国的本土汽车厂商，汽车厂商中70%是福耀的客户。他为什么还要跑出去？曹德旺的账算得很简单，虽然美国的工资高，但是税低，运费低，电费天然气费用低，还有各种优惠，最后的利润率，比在中国生产高出十多个百分点。

　　这个账，所有企业家都会算。川普上任后，若落实减税许诺，再加上机器人的大规模使用（即人工成本这块权重减低），在美国生产的优势持续扩大，将有更多的企业家像曹德旺一样，在美国设厂，甚至将重心转向美国。

　　曹德旺这类企业家，他们去哪里，就把财富带到哪里。企业家是最宝贵的资源，无法轻易复制。

　　在当下中国，一方面面临资本的寒冬，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制造业竞争越发激烈，市场对提高产品品质、质量、品牌等要求不断提高，但另一方面，企业在成本、税收等方面面临着较重负担。

　　问题一：成本之争，到底谁高谁低？

　　波士顿咨询公司对全球前25位领先出口经济体作了四个重要方面的分析，认为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低成本制造业基地的几个经济体由于多项因素结合，自2004年来面临着成本优势大幅减弱的压力。例如：据估计，中国相对美国的工厂制造业成本优势已经减弱。全球前10位商品出口国中，除了中国和韩国，其他经济体的制造业成本都高于美国。

　　飞涨的劳动力和能源成本削弱了中国的竞争力。那么企业的税负又是什么情况呢？因为不同税种的计税依据不一，税率设定也不同，衡量企业税负轻与重，不能片面看税率高低，而应多维度综合客观衡量，包括将企业自身经营状况和税费减免情况等都纳入考量。

　　而衡量一国税负水平的高低，可用国家宏观税负观察。

　　经合组织（OECD）按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和占GDP比重口径计算各国税负水平，2014年OECD国家平均水平为35.3%，同期我国仅为23.5%，低11.8个百分点。而近两年，我国仍在大力推进降税减负。

　　问题二：为什么企业感觉负担重？

　　不论从数字上看，还是实际情况，成本上升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点毋庸置疑。

　　实际上，成本负重，并不只是出现在中国，而是影响全球制造业的普遍问题。

　　可为什么“中国制造”的“感受”如此明显呢？

　　这和“中国制造”的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密切相关。

　　首先，以加工组装起步的“中国制造”，在发展初期，可以说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成本优势。在经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后，无论从资源、人力、能源等各方面，成本优势都在降低。在制造业所处的阶段尚未有明显的改变，主要依靠低成本获利的“中国制造”，自然对成本的变化非常敏感。

　　其次，成本上升看似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企业带来的影响却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再其次，这是产业结构转型的必然方式。企业成本在以飞快的速度上升，“中国制造”自然不会一辈子都吃成本的红利。把依托成本的规模制造部分转移出去，把依靠创新驱动的高附加值环节引进来，是我们必须要走的一条路。

　　在世界主要制造业国家中，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包含了产业的各个环节。“捡附加值高的”，就是供给侧改革的指向，也是“中国制造”的不二选择。

　　问题三：我们如何应对成本问题？

　　首先，存量要稳住。尽管以加工组装为主的中低端制造低成本优势在丧失，但规模仍然是“中国制造”向中高端迈进的重要基础。我们追求创新驱动、追逐高附加值，同样也要稳住这些存量。企业减负、政策支持也要继续推进。

　　在向制造强国推进的过程中，关键要把握好稳和进的关系，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但是稳不是不作为。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稳的基础上由成本优势转化为创新驱动。

　　这意味着，为企业减负、支持企业创新驱动的大政策环境不会变。

　　尤其是降成本的部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

　　其次，鼓励创新驱动。

　　化解成本负担最好的办法是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品牌话语权。“中国制造”的问题要“管”，核心还是营造鼓励创新的大环境。

　　鼓励创新一直是近年来政策指向。

　　行政审批项目继续减少，投资审批事项大幅缩减，“互联网+政府服务”等管理和监管模式创新不断涌现；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在全面实施“三证合一”基础上，启动实施“五证合一”、“一照一码”；投融资体制改革持续推进，投资审批方式不断改进……

　　今年以来，有关这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深入推进，创业活力得到释放。前10个月，全国新登记企业数同比增长了28.9%,平均每天诞生1.46万户新企业，形成商事制度改革以来的一个高潮。

　　建设多个产业联盟，瞄准攻克行业共性关键技术；建立国家级创新中心，促进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健全对新技术的容错机制，实行成果转化激励，破除人才流动制度障碍……

　　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之外，也出台一系列举措，最大限度寻求合力，让创新因子活跃起来，科研资金聚集起来，研发成果“转”起来，努力形成全社会崇尚创新、渴望创新的良好环境。

　　问题四：“中国制造”有哪些出路？

　　答案恐怕是：提高产品附加值、转变产业发展方式。

　　这二者的核心是积累“中国制造”的后劲，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图所在。

　　“中国制造”正在经历的变革，表面上看是成本的高低变化，实质是结构的深度调整。急需加快培育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保持战略定力，寻求成本之外的竞争优势。

　　对于从2014年起就站在风口浪尖上的机器人行业来说，坚持“市场主导、创新驱动、强化基础、质量为先”原则，“十三五”期间聚焦“两突破”、“三提升”，即实现机器人关键零部件和高端产品的重大突破，实现机器人质量可靠性、市场占有率和龙头企业竞争力的大幅提升，针对6自由度及以上用关键零部件性能、可靠性差，使用寿命短等问题，从优化设计、材料优选、加工工艺、装配技术、专用制造装备、产业化能力等多方面入手，全面提升高精密减速器、高性能机器人专用伺服电机和驱动器、高速高性能控制器、传感器、末端执行器等五大关键零部件的质量稳定性和批量生产能力，突破技术壁垒，打破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其次，转变产业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依靠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通过技术创新、培养人才、投入资金、海外交流，让产业发展更加健康、集约、可持续。

　　同时，也不可回避，一定要继续推动降成本，克服困难。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

　　曹德旺还说：“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建设中国、发展中国、保卫中国，是中国国土上每一位精英的责任。这些精英应该站出来说，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困难我们必须正面对待。”

　　其实，这段话背后引发的深思，深意、深情，也许是深习佛学的他，将商业成功的经验总结为“三德”，殷德、功德和道德的某种暗合。他的经验中，任何的成功不能投机取巧地做事情，只有持续的积累和付出才会让成功的天平倾向你，否则眼前一切的美景都是昙花一现。这才是悬在我们每个人头上达摩克利斯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