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卓见 SeeDifferently”（ID:scribble1123），作者：张卓，36氪经授权发布。
理解互联互通，要从理解滴滴事件始
滴滴为何如此
在工信部对外链管理提出互联互通的专项指导意见后，微信很快表明态度：坚决支持，但暂时只能在一对一聊天中使用外链，日后再慢慢放开。这是一个非常贼的响应，细细品，真是妙。
在互联网大公司里，我一向佩服腾讯的GR和PR，日常存在感不强，但一旦遇事了，总可以最有效解决问题——阿里系公关存在感太强，字节系公关又太喜欢碰瓷，没事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其他互联网公司公关的命运只能用悲惨来形容，不得不说，大湾区一带的大公司自上而下理解政治政策的水平高，怪不得前不久百度从华为挖来了一位GR女高管。
一些人对“互联互通”拍手叫好，一些人则忧心忡忡着这是否意味着监管将进一步收严，结合前不久外卖平台二选一和阿里，包括北交所的成立……事情的本质应该是我们该如何理解政府和大公司、政府和资本，政府和互联网经济。
7月的滴滴事件是一个分水岭，后续很多法规政策和监管措施要从理解滴滴开始。
滴滴今年6月在美递交招股说明书，6月30日上市，7月1日建党100年，7月2日网信办发出公告，启动对滴滴的安全调查，同时停止新用户注册滴滴，7月4日滴滴APP下架至今未上架。然后，国家网信办等七个部门入驻滴滴开展网络安全审查。
滴滴上市前估值约为500亿美元，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独角兽公司。上市前，没有任何官方信号传递出反对其上市。网信办曾对所有赴美上市的企业给出过一个原则，不阻止任何一家中国企业赴美上市，但前提是，不要扎堆去上市，去之前把准备工作做充分，特别是数据安全。
那时，滴滴表态：100%服从。为什么还要坚持在6月30日上市，一言难尽。
一个冒进的选择
特朗普在2020年年底搞了一个《外国公司问责法》，规定外国发行人连续三年不能满足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对会计师事务所检查要求的，禁止其证券在美国交易。
这对中概股企业的限制很大，因为中国企业、尤其龙头企业的审计底稿中，包含大量中国行业数据和消费者信息。
特朗普的这个问责法和中国在2020年3月1日颁布的《证券法》第177条“境外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不得在中国境内直接进行调查取证等活动；未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部门同意，任何人不得向境外提供与证券业务活动有关的文件和资料”有很大的冲突。
最合规的步骤是先接受国内的数据安全审核，再递交赴美的申请。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家中国企业对以上两点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滴滴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机选择上市，再想到程维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是一个熟读战争史的军事爱好者，一个懂政治、识时务的CEO做出这样的决定，实属超出理性。知情者不能说，至少现在不能说。
其后果显而易见，也许再过十年回头看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一切源起滴滴。
某年乌镇饭局，那时他们被科技界称为三小巨头
滴滴牵连了谁
记得滴滴上市之前，网信办曾出台过《汽车数据安全管理的若干规定》的征求意见稿，让行业头部企业充分反馈意见，尤其涉及有争议性的条款，集思广益。
滴滴事件把原本微妙的默契打破了。
举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两个人合作，一方破坏了承诺，贸然干了一件不合时宜的事情，另一方感到“失控”，本可以两方有商有量达成共赢的政策，一方不再和另外一方商讨了。
雷厉风行，铁腕执政。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兰小欢最近出了一本书叫《置身事内》，书本身可以当资料书看，讲中国政府的治理逻辑。
前二十年物资紧缺，政府作为生产型政府直接下场干活。这二十年互联网大潮兴起，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其目的是把握执政大方向不变，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效率。
结合滴滴事件之后一系列政府出台的治理举措，从常理来看，不太可能是没有经过长期研究追踪就冒然出台的，也不太可能特别针对某一平台或某一企业，只不过滴滴直接加速了进程。
从企业角度来说，接下来的3-5年将会有三个方向被政府重点监管：
第一，资本的扩张，尤其计划赴美上市的中国企业，必须经过合理合规的审核，另外就是BAT等巨头的投资，和巨头们遍及全球、全领域的投资。哪些需要拆分，哪些投资涉及反垄断？哪些VIE有问题，需要更仔细的自我设查
第二，数据安全和数据隐私，尤其涉及国民安全，衣食住行的数据，像滴滴的交通出行数据就属于涉及国家安全的数据，这些数据主权毋庸置疑是属于国家的资产
第三，反垄断，这点也呼应资本无序扩张，从阿里、滴滴到美团到互联互通都是在打击反垄断，甚至不排除监管部门追溯到早年滴滴和uber的并购案
做生意，讲政治
理解互联互通和滴滴事件的本质是理解政府的角色。
政府和大公司的关系不是一进一退的关系，也不仅仅是监管和被监管的关系，政府的职能是为市场的基本运行打造出一个框架和空间，而公司的首要目的是为“共同富裕”服务——
浪漫化某种行为，或简单化某段关系，都是不恰当的。
最近，90岁的文化名家许倬云先生出了一本书《大国霸业的兴废》，他在序言写：无论国家还是朝代都是政治的共同体，也可以看作一个复杂的系统。
他把国家治理比喻为人体器官，神经中枢是文化与政治的领导层，“人体之内，不同器官的功能需要相互配合，任何器官不能过强，也不能过弱，器官的功能不平衡，人就会有疾病，甚至于因为器官丧失功能而造成衰退或者死亡。”
大国兴衰皆如此，更不要提企业和国家，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古往今来，斗争中总有平衡，平衡中也暗含斗争，此消彼长。为共同的利益。
最近重读了毛在建国后发表的两篇重要檄文《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谈到经济发展要“实事求是”，谈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谈到处理海内外各方势力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要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国内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
此话真是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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