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国的新闻行业经常出现错误信息报道和媒体操纵行为，特别是在每次大选期间，这些现象更是屡见不鲜，也因此还出现了“十月惊奇”这么一个政治术语。这篇文章来自编译，文中介绍了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媒体行业和学者试图通过新的语言来报道新闻事实的故事。
今年秋天，美国多家顶级新闻高管参加了一系列非公开的Zoom视频会议。该系列会议由哈佛学者牵头，定期于每周五下午举行，目的是“帮助新闻行业领头人抵制错误信息和媒体操纵行为”。
这些内容都是时下的热门话题。因此，这个由哈佛大学肖伦斯坦媒体、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中心（Shorenstein Center on Media,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发起的项目吸引了一众新闻主流媒体的参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NBC新闻、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新闻网站Axios等美国主流媒体的高管都参加了该系列会议。
不过，其中几位参会者告诉我，第一期会议下发的阅读材料让他们摸不着头脑。
一位参会者将这份材料分享给了我。这是一项哈佛大学的案例研究，调查了2020年美国大选接近尾声时，亨特·拜登（Hunter Biden）笔记本电脑失窃的相关报道。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时任美国总统，其助手和支持者对这一事件大肆宣扬，试图说服记者们，亨特硬盘中的内容可以揭露其父亲的腐败行径。
据肖伦斯坦中心的研究报告，新闻媒体对该事件的应对方式“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体现了社交媒体和新闻机构削弱媒体操纵大选活动的能力”。
不可否认的是，亨特·拜登的“硬盘门”事件在某些方面具有教育意义。你可能还记得，当时特朗普的支持者手忙脚乱，慌手忙脚地将硬盘内容公布在网络上，并发送到记者们的邮箱里。
这些“猛料”都来自于亨特的硬盘，其中除了必然会有的不雅照片和邮件外，还有内容显示，这位总统候选人之子曾试图借家族之名为自己谋私利。2016年大选时，维基解密（WikiLeaks）就曾爆料过当年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引起了轰动一时的“邮件门”事件。
以此为鉴，这次，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作出了强有力的反应：Twitter封锁了《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的报道链接（尽管Twiter很快就撤销了这一决定），该报道在缺乏有力证据的情况下，将乔·拜登（Joe Biden）与所披露的邮件联系起来；Facebook则根据平台的“错误信息”政策，限制了该报道的传播。
不过，如今看来，“硬盘门”事件只不过是个由政治驱动的、老套肮脏的竞选把戏，而将其描述为“错误信息”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自那之后，至少有一位收到爆料的人称，邮件内容（据说是来自那台失窃的电脑）是真实的，对此亨特表示，他甚至不知道那台所谓的电脑是不是他的。至于“媒体操纵大选”，则是一种试图在竞选最后一刻爆出丑闻的烂俗伎俩。在我所报道过的总统大选活动中，几乎每次都有人想要制造出一场类似的“十月惊奇（October Surprise）”。
正如我当时所报道的，《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仔细调查了这个故事，发现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乔·拜登曾在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存在更改国家政策以饱私囊的意图，于是拒绝以特朗普支持者的要求撰写文章，最后这一爆料信息只能通过右翼小报来传播。
尽管一些记者和学者认为“错误信息”的表意相当清晰，但这一标签很难解释该事件遗留下来的团团乱麻。实际上，《华尔街日报》所采取的是十分标准的新闻工作做法，即运用事实挖掘和新闻判断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如今，记者争相追逐社交媒体热点，而这种标准的新闻判断似乎已经不那么受重视了。
虽然一些学者在“错误信息”一词的使用上相当谨慎，但在“硬盘门”事件中，“错误信息”或多或少就等同于“特朗普支持者散布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试图影响新闻报道的行为，只要是你讨厌的政党所为，就都可以称作“媒体操纵”。（肖伦斯坦研究中心科技与社会变革项目（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Project）的埃米莉·德赖弗斯（Emily Dreyfuss）告诉我说，虽然“媒体操纵”听起来是个贬义词，但它“并不一定等同于不道德”。）
硅谷工程师关注的是说话者的身份，以及他们传播信息的方式。正是因为如此，哪怕所传播的信息是真的，他们也会迅速给它扣上“错误信息”的帽子。
肖伦斯坦中心的研究主管琼·多诺万（Joan Donovan）是该系列会议的负责人，并通过奈特基金会（the John S. and James L. Knight Foundation）筹集了会议资金。她表示，亨特·拜登案例研究“旨在引起讨论，而非给读者提供结论。”
多诺万在Twitter上有不小的影响力。同时，她也是一位长期关注互联网最阴暗角落的学者。她将“错误信息”定义为“传播开来的假信息”，并对把“错误信息”这一术语缺少确切含义的观点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
她补充说，除去表象，她不相信“错误信息”只是一个左派标签，用来指代民主党不喜欢的信息内容。相反，她将现代社会对“虚假信息（即故意的错误信息）”的使用追溯到反企业活动组织The Yes Man和反消费主义组织广告克星（Adbusters）的“文化反堵”活动，其中the Yes Man以恶搞企业声明和其他噱头出名。她写道，这些组织的手段，如今已经为“外国特工、党派专家、白人至上主义者、极度厌女者、骗子和诈骗犯”所用。
肖伦斯坦中心研究主管琼·多诺万（Joan Donovan）。图片来源：Cody O'Loughlin
多诺万是试图厘清政治信息混乱现状的学者之一，也是由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主办的播客节目“作战室（War Room）”的忠实听众。和许多研究当今纷杂媒体环境的记者和学者一样，多诺万主要关注在过去十年的前五年里，网络上的恶意挑衅者和恶作剧者是怎样发展其激怒和戏弄人们的手法的；以及他们是如何在过去的五年间，将这些手法引入到右翼反动政治活动中。
对于密切关注这个新世界的人来说，它既迷人又危险。而在这个世界中发生的事情，外界全然不知，这也令人沮丧。在信息学者眼中，最近几年间，媒体操纵泛滥是主要的大事件，是数百万人个人看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像特朗普之类的人得以在世界各地赢得选举胜利的决定性原因。
不过，这些观点虽然有时具有教育意义，但却可能使人们忽略其他引起政治事件的因素，以及其他类型的政治谎言，比如美国在阿富汗战况上对民众的长期欺瞒。
最近，新闻主播凯蒂·库里克（Katie Couric）成为了智库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信息混乱委员会（Commission on Information Disorder）的主席。我主持了一场彭博社新经济论坛（Bloomberg’s New Economy Forum）讨论会，主题与之相同，但名字不一样，听着像个牙科术语：“真相衰退”（truth decay，注：truth与牙齿“teeth”读音相似，而蛀牙的英文是“teeth decay”）。据说，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首创了该词，不过早在1980年，音乐制作人T-本恩·本内特（T Bone Burnett）就已发表过同名专辑。
在我主持的这场会议中，澳大利亚参议员莎拉·汉森-杨（Sarah Hanson-Young）说，她认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领导的新闻集团（News Corp）是误导澳大利亚民众的最大祸首——这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都不需要换个新名字。《纽约邮报》坚称，其所披露的邮件除了能证明亨特·拜登利用家族影响力谋利外，还能证明乔·拜登确有腐败行为。这两者的党派作风如出一辙。
这显示出，这种新兴起来的、对错误信息的关注存在误区：这是一种受技术官僚（译者注：以实际的科学知识作为权利运用的工具）而影响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不只是技术，更在于政治。
右翼平民主义者在新社交媒体的助力下，不仅谎言连篇，更会夸大事实。然而，正如美国记者在镜头前采访特朗普支持者时所发现的，他的支持者常常也是闹剧的参与者。而且，许多特朗普最激进的发言并不全是谎言，只是对一半的美国人（包括大多数新闻杂志和大学的管理者）来说，这些事情太过于丑陋了。
比起政治危机，信息危机处理起来要轻松得多（如果说我们有什么擅长的东西，那非信息莫属）。只要有责任心的记者和技术专家站出来，向人们解释特朗普的言论是多么具有误导性，民众肯定就会清醒过来！然而，这些善意的通讯专家们从来都没看清，特朗普的支持者是否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拿这些事件取乐，以及为什么知道（或者甚至是因为）特朗普有时讲得“太过分”，还要为他投票。
最近，政治、文学刊物《哈波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刊文抨击“大虚假信息”，称智库筹资关注这一话题是在为解决政治危机找捷径、夸大Facebook的影响力；然而，就前者而言，这种简单的方式无法解释复杂的政治问题，从后者来说，其所采取的方式最终只会使Facebook成为最大获利者。
该文作者约瑟夫·伯恩斯坦（Joseph Bernstein）认为，专门揭露虚假信息实例的记者和学者似乎觉得，自己有特别之处，能够辨明真相。“无论这些专家的本意多好，他们都没有通往真实的特殊渠道。”他写道。
事实上，我发现许多担忧民众信息摄入的人，在错误信息研究这一新领域的发展前景上都保持谨慎态度，这一点令人欣慰。多诺万将其称为“数据新闻的新领域”，但她也同意“在该领域中，对信息的真假辨别还不够。”
据智库阿斯彭研究所发布的报告称，“自由的社会里没有‘真相仲裁者’”。这些都给技术平台施加了正常的新压力，它能促使平台将信息（无论真假）的传播过程透明化。
《德州论坛报》（The Texas Tribune）总编辑休厄尔·陈（Sewell Chan）也参加了哈佛大学发起的系列会议。他说，自己认为这个会议不存在政治上的偏袒，还表示该会议是“帮助自己了解制造事端和散布谎言的新形式。”
“也就是说，和假新闻’一样，‘错误信息’一词意义含糊，并且多多少少有些主观成分，”他说，“我更喜欢意思明确的表述。”
在新闻工作中，我也感受到了信息生态系统对自己的左右；同时，我也感受到了评判信息观点时的那种诱惑，即以信息的公开品质（谁提出的这些观点，以及这些观点背后的原因），而非重要性，来评判信息本身。
比如去年四月份，特朗普党派的共和党人声称，新冠病毒是从实验室泄露出来的，我认为这种说法很卑鄙，于是就此事发了推特。这当中有许多信息方面的危险信号，但媒体批评却相当肤浅。
党派混战之下，是更有趣的科学混战（“错误信息”一词在此存在随意使用的情况）。但目前，该事件的现状是：科学家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认识不断演化，各种观点争论不休，而我们不可能在Twitter上解决这个问题。
报道科技平台对谎言散播的推动仍然十分重要，分辨出别有用心的社交媒体平台运动也同样重要：这些秘密运动从美国一直蔓延到非洲国家肯尼亚。新冠疫情期间，从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到我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同事，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一丝新的紧迫感，比如，大家都认为有必要在虚假报道泛滥的媒体平台上，向大众传达疫情的严重性和疫苗的安全性。
但是，政治不是科学。我们不需要用一个新术语，来指代过去新闻判断的做法，这样只会让人困惑。在还未思考清楚之前，引入一个新的术语框架极具危险性。归根结底，报道者的工作不是为新闻贴上好的标签，而是无论事件本身多么混乱或不讨人喜欢，都要一五一十地还原事实。
译者：俊一
参与评论
登录后参与讨论 0/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