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看到凤凰网财经的一篇文章：

《林毅夫：直到2035年中国GDP仍有每年8％的增速潜力》

林老师是全球新结构经济学的掌门人。该学派主张，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应从其自身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发展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共同作用下，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具体到经济增长的预测和判断上，林老师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人口、特别是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另一部分，是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转换过来可以理解为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以上两个经济增长因素，接近等价，两者加和，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 

林老师承认中国即将面临老龄化问题。也就是说，劳动人口的增长这块儿，可能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贡献。但林老师同时认为，如果提高退休年龄，可以让劳动人口增加，进而就可以为经济增长继续做贡献。 即使不考虑劳动力增加的因素，单单依靠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根据林老师的估算：中国在2035年之前，平均每年都会有8％的增长潜力，但实际可能会在6％或略高一点儿。

首先，我很尊敬林老师，当年我硕士毕业的时候，一度想报考林老师的博士。但因为林老师对报考学生的专业要求比较严格，我本科与硕士专业，都与经济学相差甚远，所以不得不很遗憾地放弃。 其次，从一个投资人的角度，我认为林老师的估计太过于乐观。 

就说劳动力人口增长这块儿，根据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结合最近几年的总和生育率数据，再借鉴日本、韩国和欧洲的数据，我曾经很认真地估算过中国直到2050年的人口数量。哪怕是按照最乐观的估计，中国人口到2035年也只有13．6亿人，相比较今天，会少5000万人；到2050年，更是减少到12亿人左右……

参见“10年之后，中国到底会有多少人？”。 根据我对死亡人口的估算，从2028年开始，中国每年总人口净减少数量将超过700万人；从2030年开始，中国总人口每年将缩减1000万人左右，这种下降会保持到2035年。目前的劳动人口这块儿，以后将会大量缩减——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中国劳动人口增长对GDP的贡献，我可以肯定是负值，而且非常显著。 

另外，林老师的“通过延迟退休年龄可以增加劳动人口”的这个说法，我也觉得十分不恰当。各国对于劳动人口的划分都有明确的标准，就是根据年龄来划分的，退休不退休和劳动人口数量毫无关系。退休不一定就不干工作，不退休也不一定在干工作。更何况，还有占了中国人口一半的农民，根本就没有什么退休不退休的区别。 关于林老师说的“劳动生产率”这块儿，我没有研究过，不知道林老师说的8％的增长潜力，是不是就是纯粹指劳动生产率，完全没考虑人口这个因素。 

不过，我研究了当今世界主要大型经济体的实体经济债务负担，与对应时期经济增长的关系，然后发现，当政府、居民和企业部门的债务杠杆都很高的情况下，基本不可能出现6％以上的经济增速。 这是与林老师观点非常不同的部分。 如果非要命个名的话，我称之为“经济发展的不可能三角理论”。 我先介绍宏观债务的一些公认概念，然后会用美国、日本、中国的案例来进行阐述。 

从宏观的经济部门划分来看，一个经济体的债务可以分为4种：政府部门（Government）债务；金融部门（Financial Sector）债务；非金融企业（Non－fin Corporates）债务；家庭部门（Household）债务。国际金融协会所统计的，就是这四个部门的总债务。 以上四个部门中，政府＋非金融企业＋家庭部门，又被称为实体经济；非金融企业＋家庭部门，又被称为“非金融私营部门”，而政府部门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单就中国的情况而言，非金融企业部门又可以划分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

因为当代是信用货币体系，货币发行本身就是债务，所以，金融部门的债务，如果剔除它们之间的互相借贷，其余的，说白了就是各国的广义货币发行量。以往我的文章里讨论过很多，所以这篇文章不再啰嗦。 只讨论实体经济部门债务的话，根据我对世界主要大型经济体发展历史的数据追踪，当一个国家实体经济部门的总债务／GDP超过250％，除非经历一场高通胀，否则此后基本就丧失了经济高增长的可能性。 简单说：高债务、高增长、低通胀，三者不能共存。这就是信用货币时代的不可能三角。

有人肯定会问了，为什么不能共存？ “经济增长”≈真实财富增加；“债务高企”≈超量信贷供应；“较低通胀”≈社会物价稳定。 高增长＋高债务，高增长意味着经济体内各要素增长迅速，整个社会财富增加很快，大家都更愿意买东西；高债务意味着各经济主体（居民、企业、政府）欠下大量的债务需要偿还，意味着存在超量信贷供应。两相加和，意味着货币获取容易，金融环境极度宽松，社会上有超量的信贷和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手里都是大把大把的钱，都在买买买，社会物价怎么可能保持稳定？必然会是高通胀伴随！

高增长＋低通胀，这大概是政府最喜欢的经济状态，整个社会财富快速增加，而通胀水平也处于较低的水平，这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信贷增长与真实财富增加基本匹配。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没有超量信贷供应，又怎么可能存在着各经济主体债务高企的情况呢？

高债务＋低通胀，当一个经济体，信贷超量供应了很久，物资也丰富到了一定程度（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高债务＋低通胀的组合——这就是2020年之前的10年里，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没有太多额外的需求刺激，整个社会新增信贷变得很缓慢，当然社会财富就不可能增加很多，也就必然意味着经济增长放缓或停滞。 

以上所说，只是我思考的一个逻辑，下面我用各个国家的数据来验证。 鉴于美国的统计数据序列最为完善，我们可以用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济增长、债务比率和通胀数据，来说明这个理论。 下图是过去75年来，美国真实GDP增长率、CPI通胀率与实体经济总债务／GDP的变动情况。为避免个别季度和年份因为疫情、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GDP和通胀，本图表对GDP真实增长率、CPI通胀率数据均采用3年平均值。

根据图表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自2003年美国实体部门的总债务／GDP超过200％之后，美国从未经历过连续3年真实GDP增长率在4％以上的情况。 特别是，2009年之后，当美国实体部门总债务／GDP超过240％之后，除了2021年疫情反弹之外（疫情导致美国经济剧烈收缩），美国从未出现过连续4个季度GDP增速大于5％。 美国的情况，绝不是孤例，日本也同样如此（见下图），甚至更糟糕。

日本在整体债务水平较低的时候，也曾经动辄出现8％和10％以上的经济增长率。1980年，当日本实体经济总债务水平高于190％之后，6％以上的经济增速，就基本上和日本拜拜了。 到了1994年，当日本实体部门总债务／GDP接近300％之后，2％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也就基本和日本说拜拜了。从那时起到现在，3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真实GDP增速能超过2％都成为了一种奢望——哪怕2021年从疫情的灾难中反弹，日本真实GDP增速也只有1．7％。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什么6％以上的经济增长率，真实经济增长，哪怕能做到持续大于0，都应该算是日本经济的好时光了。

1994年的时候，日本GDP为5．0万亿美元；27年之后的2021年，日本的GDP为4．9万亿美元，哪怕用每年都在贬值的名义美元来计算，日本的GDP还缩水了1000亿美元——这，就是超高债务的代价。 不仅仅是美国、日本如此，其他诸如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韩国等经济体，在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实际上，我从未发现一个大中型经济体，在实体经济总债务／GDP超过250％的时候，还能够持续保持6％以上的经济增速（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发展中大国整体债务水平很低，所以无法加入比较）。 其实，不用横向看美国日本什么的，就从中国自身过去30年的债务经验看，我们大概率也可以推断：哪怕没有人口减少这个负面因素，未来中国经济也很难持续保持6％以上的增速。

下面的图表，是1993年迄今中国的GDP实际增速、官方CPI通胀率以及实体经济总债务／GDP的对比，你同样可以发现这个“不可能三角”的存在。

过去30年，中国经济整体上维持高速增长。但自2008年开始，伴随着中国整体债务水平抬升到180％以上，中国GDP的真实增速开始从10％以上逐年下降。

2015年中国债务／GDP上升超过220％，然后中国的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连7％的增速都难以维持；2020年中国债务／GDP超过270％，中国3年平均GDP增速下降到不足6％（有疫情影响原因）。 显然，如果没有一场大通胀来减轻政府、居民以及企业的债务负担，那么从2022年之后，6％的真实经济增速，就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天花板！

给大家看一下当今全球五大经济体的实体部门总债务负担的情况。

如果要我做个判断的话，全球主要大型经济体，都将在未来数年持续陷入经济停滞。然后，还很有可能叠加非常高的通胀。

说明：中国债务数据来源于CNBS，其他经济体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虽然人微言轻，但我真的很想和林老师打个赌，在经历一场大通胀之前：无论未来10年还是20年，中国经济的真实平均增长率，都不会超过6％；2028年以后，因每年超过500万的总人口减少，中国真实平均增长率将跌至5％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