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钢铁行业进入新常态，钢材需求随经济增长回落而持续萎靡，粗钢产量继去年出现负增长后，今年一季度再度萎缩，全行业已从成本经营期或微利经营期进入整体亏损期。

　　如果说，两年前我们还能用“深秋论”来表述中国钢铁业当时的状态，那么，如今的中国钢铁业毫无疑问地已经进入“严冬”，到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关键期。谁能熬过这个寒冬，谁就能涅槃重生。其间，必然会有部分企业“冻死”，而生存下来的企业就能走上更加有序的发展轨道。

　　搭准《中国制造2025》战略脉搏，导入“互联网＋”思维，进一步深化改革，谋求转型发展，是钢铁企业的生存之道。

　　日前，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中国制造2025》战略将是中国版战略的具体体现，中国钢铁业仍有可为。

　　就工业水平现状而言，德国等发达国家总体处在从工业3.0到工业4.0发展的阶段。工业3.0在标准化、自动化、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上解决了质量、成本、生产和运输效率问题。中国制造2025则要在工业3.0的基础上通过定制化、柔性化生产，解决响应速度、个性化需求的问题。这是趋势，我们必须积极应对。但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质量、成本、效率依然是钢铁行业发展、参与全球竞争的基础，资源环境压力是钢铁行业面临的最大约束。从钢铁行业来看，我国工业3.0的任务并没有全面完成。因此，提升钢铁制造的基础能力，包括质量标准、检验检测、自动化水平与生产效率、节能环保管理与绿色制造等，尤其是产品质量提升依然是行业现阶段的主要任务。

　　新世纪以来，大量新装备的投产使中国钢铁工业的工艺装备水平达到了世界领先。但中国钢铁工业大规模的装备投资在2012年才开始下降，很多装备还处在“爬坡期”，按照学习曲线，这些装备还处在产量效益阶段，还没有或正在进入质量效益阶段，提升产品质量，尤其是质量的稳定性还大有提升空间。同时，不同企业之间的基础制造能力和研发水平差异较大，我们要将着力点放在提升基础制造能力上，为钢铁行业的智能化制造做好准备，积极应对智能化制造给钢铁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当前，中国钢铁业面临产能过剩、产品结构、地区布局、行业集中度、环保压力增大等诸多难题，唯有深层次的变革才能赢得生存发展空间。但深化改革首先要解决外部环境问题。

　　据媒体披露，目前工信部正在制订的《钢铁工业转型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7）》提出，未来3年将压缩钢铁产能8000万吨。从宏观层面看，压缩钢铁产能，需要持续稳定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环境，避免因刺激性政策导致产能再度无序释放。从行业层面看，还需要逐步完善公平的竞争环境，加快市场化的优胜劣汰，亟需解决3方面的问题：

　　一是公平执法问题。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在执行过程中，对不同所有制、不同区域、不同规模钢铁企业应该一视同仁，但现实并非如此。以环保执法为例，不同省份，甚至同一省份不同县市，仍存在明显的环保执法力度的差异，对各类环保标准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执行尺度。此外，部分钢铁企业的吨钢税负远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这就可能涉及地方对逃税漏税问题的查处力度。

　　二是地方政府不合理干预问题。总体上看，地方政府针对地方重点企业强调“所有、所在、控制”的态度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不少地方政府已经出现观望态度。但是，在现阶段，地方政府与地方国有钢铁企业的利益关系尚未发生本质变化，在其可控制的范围内对地方钢企（包括对地方经济影响较大的民营钢企）给予不合理的补贴，将进一步延缓低效产能的退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加快推进地方官员考核制度、财税体制、国企改革、央地事权财权划分等深层改革。

　　三是退出产能所涉及分流人员的再就业及社会保障问题。人的问题可能是将来制约产能退出最难处理的问题。尽管目前国家和部分地方出台了相关政策，但仍然存在很多细节性问题，落实难度较大，需要进一步总结和完善。

　　中国钢铁工业已经进入成熟发展阶段，产业重组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方向。2005年以来，鼓励产业重组一直是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但重组效果不理想。2012年起，钢铁行业已经连续3年处于成本运营状态，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亏损，行业兼并重组的时间窗口已经打开，但还没有到最佳时点。

　　其一，从体制机制方面来看，钢铁行业重组所需要的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划分合理、解决国有资产管理的分层所有和市场化定价、成熟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制度、规范的既有管理层的退出补偿机制等外部条件还有待改善。当前，鼓励重组的相关产业政策仍然是在《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国发[2010]27号文）的基本框架下的补充和完善。产业政策何时取得实质性突破，取决于官员晋升、财税、环保等体制改革，以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程度。

　　其二，从钢铁行业自身来看，钢铁企业推进兼并重组的主动性不足。除了个别先知先觉者，尤其是民营资本开始寻求退出外，大部分企业还在内部挖潜。尽管行业整体处于成本线经营，但制造环节依然是结构优化的重点，大部分企业会选择在制造环节挖潜，或寻求政府支持；部分优秀企业会沿微笑曲线两端转移。所以，大部分钢铁企业还没有到通过兼并重组来谋求自身发展的阶段。

　　正因如此，中国钢铁业的产业集中度还比较低，通过提高产业集中度来优化行业的组织结构，提升整个行业的竞争力无疑是钢铁业的发展方向，中国钢铁业在重组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经过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中国钢铁业依赖巨额投资、数量扩张的粗放型发展的老路已然行不通。行业的持续低迷在给企业带来巨大压力的同时，也在倒逼我们谋求转型发展。

　　在互联网时代，钢铁行业的转型发展应该要有产业互联网思维。今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提出“互联网＋”概念。宝钢借助“互联网＋钢铁”概念，推出欧冶云商，加快推进企业转型，实施“一体两翼”战略———一翼借助互联网技术加快服务转型，打造钢铁流通领域的集资讯、交易结算、物流仓储、加工配送、投融资、金融中介、技术与产业特色服务等功能为一体，钢铁生产企业、钢铁贸易公司、物流加工服务商、钢材用户等多方主体共生共赢，服务范围覆盖全国乃至全球的生态型钢铁服务平台；另一翼借助互联网技术加快钢铁制造由传统制造向智慧制造、智能制造转型，打造宝钢钢铁制造平台。实际上，欧冶云商也正是宝钢落实《中国制造2025》的具体实践。

　　未来20年内，我国将进入产业互联网时代，每个行业都要被互联网影响，钢铁行业首当其冲。宝钢启动欧冶云商，进入产业互联网的角逐恰逢其时。但是，钢铁行业走产业互联网发展道路并非易事：

　　一方面，钢铁产品的贸易流通特征主要体现在交易行为的客观理性、供求关系的相对稳定、产品需求的个性化、延伸加工的多样性、支付方式的复杂性、物流服务的专业性、金融杠杆的依赖性、大额资金收付、大宗实物交割风险防控的严密性，以及诚信体系的重要性等方面，钢铁产业互联网的复杂性也因此远高于消费品互联网，在发展过程中也必然面临更多的瓶颈和难点。如果处理得好，这些难点也将成为钢铁产业互联网企业走向成功的核心竞争力。

　　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以来的钢铁行业困境倒逼钢厂推进扁平化的流通模式，传统的多级分销体系迅速萎缩，销售成本降低，钢材的线上交易相比线下业务而言，互联网优势不如消费品明显，仅通过“触网”带来寻源成本的降低对钢铁产业互联网参与各方的黏性不足，所以，通过互联网降低钢铁产品销售成本以替代传统贸易的实现难度要远高于消费品。纵观供应链全程，只有高效整合商务、金融、仓储、运输、技术等服务环节，打造全供应链的整体服务能力，就一个细分市场形成“深井”式的服务体系，更加关注客户的深度开发，线上业务才有可能获得有吸引力的效果。

　　基于此，欧冶云商定位于构建一个服务型的生产体系，以物流、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作为基础设施，以产业链金融作为核心服务，以钢铁技术服务能力作为核心竞争力，以大数据运用为远景价值目标。

　　对中国钢铁行业而言，供大于求的局面短时间内不可能扭转，企业破产、联合重组将形成一波浪潮：在供小于求的时候，资源为王，以产定销，宝钢在资源和技术领先方面的优势赢得了昨天；在供大于求的市场环境下，渠道为王，以销定产，谁抓住了终端市场谁才有可能赢得明天。事实证明，过去行业联合重组的方式已经不可持续，我们能否尝试为今后行业整合找出一条创新之路？目前来看，采用“互联网 ”的手段也许能破这个题。

　　当前，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转型发展任务繁重，更需要干部员工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自觉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是党中央做出的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部署。

　　就宝钢而言，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有利于更加有力地推进宝钢深化改革、转型发展。认真落实中央巡视组的各项整改要求，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果断的措施、最有效的办法真抓实改，是宝钢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首要政治任务。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深入推进宝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把抓好巡视整改落实与“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结合起来，与全面深化改革结合起来，与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结合起来，有效推动问题解决。各级领导人员要切实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努力建设一支践行“三严三实”要求的好干部队伍。要把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的各项要求一抓到底。坚持做到“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新成效促进宝钢深化改革、转型发展、二次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