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应该秉持什么样的战略？日前，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主办2015中国产业经济高端论坛，与会学者认为：从长期来看，提高生产率才是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未来转型升级最根本的途径。

　　眼下，中国经济领域中最热的词莫过于“新常态”。专家学者们用新常态来解释中国经济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状态——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阶段性变化，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逐渐转为中高速，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如何调整发展战略？为解答这一问题，多位产业经济领域内的学者、高层决策咨询专家、实业界代表日前齐聚以“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新常态与新战略”为主题的2015中国产业经济高端论坛，交流观点。本次论坛由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主办。

　　从2012年起，中国GDP增速开始回落，告别了以往30多年来平均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下行态势明显，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速首次跌破了7%，有人解释其原因为“潜在增长率下降”，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周振华否认了这一说法：“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会随着劳动力等要素的变化往下走，但是目前来看，用潜在增长率下降来解释经济下行说不过去。因为影响潜在增长率的要素，比如劳动力要素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很大变化，这就意味着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过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可能在5、6年的时间里从两位数直接破7。”

　　周振华认为影响经济增速的原因之一是产能过剩，但是这种过剩是结构性的过剩，和它相对应的是结构性的短缺。“中国经济当前的短缺表现在两个方面，从制成品来说可以称为层次结构性短缺，这种短缺与以前的部门短缺不同，后者表现为原材料、技术等部门的短缺或者部门产品的短缺，而现有短缺表现为同一个产品的不同层次短缺严重，一个后果就是出现大量的境外海淘，海淘的产品在国内全部有，只不过层次不一样。另外一个短缺是服务，特别是生产者服务这一块短缺很严重。”他认为，经济下行背景下，从短期来说还要适当地进行需求管理；中长期则需要依靠产业链有系统的、关联的科技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吕政则是从供需角度，对结构性过剩和结构性短缺作了进一步剖析：“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存在供给不足和需求不足两个矛盾，供给不足主要指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需求不足的主要是资源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产品和一般消费品，当前后者矛盾更加突出。2012年重化工业增长速度急剧下降，主要原因是其市场需求结构发生变化：作为2000年以来拉动重化工业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高速公路、港口、机场、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已结束了迅速扩张的时代；其次，汽车进入家庭的井喷式增长也已过去；再者，城市空间现在也不可能再像过去12年大幅扩张了。”在吕政看来，中国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从以数量赶超为主的发展阶段，转向以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为主导的发展阶段，而这一转向意味着不可能再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

　　对此，吕政建议把缩小与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差距作为新的增长点。“在制造业分工体系，中国与发达国家存在两个差距。横向差距是很显然的——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做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差距。另一个是纵向差距，被掩盖在国际分工产业链体系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以液晶面板为例，尽管中国的彩电、手机和电脑产量世界第一，但是其使用的液晶面板主要依靠进口，进口32寸彩电面板大概700元，而此类彩电国内售价2000元多一点，进口成本占售价的三分之一。工业生产过程没有国界，但是利益绝对有国界，这个问题要求我们必须关注产业链的纵向差距，进而改变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间的地位。”

　　中国经济未来保持增长的动力很大程度上需要结构转型和产业的升级。

　　全国政协委员、长江学者刘志彪认为，关于产业升级，从宏观上来说是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也可以称之为产业发展的高精尖效率化，在中国最有用的内涵或定义应该是提高生产率。

　　但是，目前国内的产业升级存在一些误区，比如将以创新为主导的升级过程误解为提高R&D（研发）费用占GDP的比例，硬性要求建研发中心等情况比较普遍；比如将产业升级的战略路径误解为搞战略性新兴产业而限制发展传统产业，而中国的真正产业优势在传统产业；再比如将产业升级简单化为腾换，割裂了一地所集聚的完整产业链，要付出巨大搬迁成本，污染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只是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他认为，就地升级，对旧机器进行改造，对产品工艺进行升级，是最好的产业升级办法。

　　对于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微笑曲线”理论，刘志彪也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将来的“微笑曲线”有可能变成水平线，至少不是所有的产业都遵循“微笑曲线”原则。“全球价值链的两端，一端是研发设计，一端是品牌营销、网络、物流、金融等，附加价值都比较高；中间环节是加工、生产过程，附加值低，人们因此发现了产业升级的‘微笑曲线’。宏观意义来说产业向服务业延伸是一种升级，但是在当今条件下服务经济或者服务产业并不见得比制造产业生产率高。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西方国家要素成本不断下降、技术不断进步，其制造过程的生产率不比服务业低，可能今后它们的发展重点就放在中间环节，如果是这样，‘微笑曲线’就趋于直线。最近美国哈佛大学两位教授提出‘产业公地理论’，认为西方国家把制造环节发包出去之后，服务经济发展过程中因缺乏制造业产业升级公地，导致研发灵感枯竭，这也是西方国家工业再回流的原因，‘产业公地理论’要求产业协调发展。按照此理论，‘微笑曲线’今后将逐步变成直线。”

　　与会学者认为，从长期来看，提高生产率才是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未来转型升级最根本的途径。而提高生产率的前提之一是推动技术进步。

　　吕政认为，新的技术创新成果分两类，一类是科学技术革命性的突破引起的新的产业革命，另一类是对现有产业和产品生产技术的渐进性改进。“每次工业革命的成果都要经历百年以上的消化、吸收、传播及改进。曾有文章总结了20世纪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100项重大技术发明，其中包括计算机、互联网、等，我们很难绕过这100项找到新的产品和技术。我们现在利用的仍是这些产品，而这些产品的技术是在不断改进的，但那不属于革命。包括德国提出的，也不是推倒重来，用全新的技术革命成果来建立全新的产业。”吕政认为，制造业下一步应充分重视对现有产品及其生产技术的改进和革新。

　　刘志彪也认为在中国发展高新技术，最好的途径是对传统产业经济进行改造、对传统技术工艺进行改造，以最大程度提高发展效益和投资效益。“高新技术在某些方面是需要的，但是在现在的发展阶段不可能全面铺开，只是科学研究和少部分人做的事情，而不是大部分人做的事情。”

　　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原院长夏大慰看来，渐进性的创新在中国意味着将事情做深，即提高生产的附加值与技术含量。“中国将来的发展应是把所有的产业用工匠精神重做，每一个层面、每一个工艺、每一个产品都能够做到极致，中国经济的转型就完成了。”他认为，经济的转型应包括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两个方面，未来要更多地宣扬在某个领域内精耕细作的典型，而非一夜暴富的人。

　　在实业界工作过的人士显然对推动技术进步有着更为具体的感触。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建国认为，推动技术进步在思路上和运作机制上要有转变：“技术决策的目标要从整机转向关键部件和关键技术。现在机器人过热，地方政府都在造厂房、搞产业园，事实上机器人的关键技术比如控制系统、传感器差别很大，却少有人愿意扎扎实实干这些事情。现在决策体系是政府决策，将来要逐步向市场选择转变，政府应改变推进技术进步的思路和方法，比如从审批项目转向选基金、注品牌，具体项目让有领域导向的基金去选，成功率比政府直接选项目要好得多。”

　　“我们现在培育战略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许多还是依赖国外，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会导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率不高。”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张广生认为，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应转向重点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否则产业升级就会陷入周而复始的过程。他还建议，对发展高新技术、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普遍要求应转向重点分类指导，从国家层面来说应根据各个地区经济发展具体情况分别提出要求，在几个重点区域或领域集中优化配置有限的资源，形成引领作用。此外，科技创新政策的普惠制也应转向对自主创新的特惠制，集中聚焦在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重点技术的攻关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