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15日，36氪WISE2021新经济之王峰会在上海举行，今年我们以「硬核时代」为主题。“硬核”是当下时代和大环境带给中国新经济企业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要求企业关注技术创新，找到自身“硬核”壁垒；另一方面要求企业回馈社会，展现更多“硬核”责任与担当。

在从商业模式创新的“应用时代”迈向技术创新的“硬核时代”之际，我们与上百家硬核企业汇聚一堂，聚焦宏观政策、智能制造、半导体、新能源、新消费等热门赛道，全方位探讨各领域如何构建以创新驱动的硬核竞争力。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先生在大会上发表了“中国新经济未来将转向哪里”的演讲。在其看来，中国经济现在正处于特殊时期，从国际形势看，主要面临着“一个黑天鹅和三个灰犀牛”，即南非新的变异病毒Omicron以及债务、全球产业链调整和减碳的灰犀牛；从国内来看，地方债务水平过高，以及后房地产时代带来的一系列阵痛都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对此，李稻葵先生也表达了对于中国未来经济转型的看法，在其看来，量子计算（包括人工智能在内）、核心零部件以及综合利用新科技，所产生的能够解决百姓生活痛点的新商业模式将是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以下是李稻葵演讲全文（有删减）：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清华大学的李稻葵。非常高兴来到36氪新经济之王大会。今年大会的题目起得特别好，叫“硬核时代”，这个跟我下面要讲的话题也非常的契合。

李稻葵 “WISE2021新经济之王大会” 演讲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状态是怎样的，中国经济如果是一驾飞机的话，这架飞机的飞行状态是怎样的？在这个飞行状态下我们需要做哪些努力？我最后的落脚点，是今天的中国经济可能比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硬核突破。

用总书记的话来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可以实现的，需要做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付出和准备。经济方面坦率地讲，此时此刻，我们可能将开始进入增长速度和运行的困难时期，需要我们努力。

国际角度来看，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就算疫情结束了，在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也将会非常复杂，非常艰巨。

从国际形势看，中国经济面临“一个黑天鹅和三个灰犀牛”。什么是黑天鹅？那就是不久前在南非发现了新的病毒病毒突变叫Omicron。   

三个灰犀牛是什么？第一个是“债务灰犀牛”。全球的债务水平，在应对疫情期间已经明显上升了，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这次疫情某种程度上是穷人的危机，打击最直接的是收入分配的中低层，我指的在国外，因为这部分人不能上网，不懂怎么远程工作，他们需要在餐馆工作，在酒店里当服员，疫情来了以后，他们的工作少了，收入直接下降。

因此发达国家的各个经济体都懂一个道理，必须要拯救和援助这部分穷人，因此各家都花了巨资直接给他们发钱。这个钱都是直接从各国的财政部腰包里拿出来的真金白银，这直接引发了债务水平的上升。

债务水平上升之外，也同时引发了发达国家老百姓购买力的上升。以美国为例，美国的消费者一般每个家庭银行账户上只趴着600美元，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紧巴巴的，车和房子的贷款都需要付，现在多了好几千美金，立马转换为购买力。需求上去了，但供给并没有上去，所以债务危机的另一个表现是通货膨胀。   

债务危机来了以后，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比对发达国家还要大，为什么？因为发达国家控制货币发行权，不久前，美联储宣布，他们要开始逐步撤出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当然，这个政策可能会逆转，因为新的变异病毒出现了，但不管怎样，假如疫情结束了，发达国家会收缩它的货币政策，美元就会升值，对新兴市场经济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第二个灰犀牛是“产业链重新调整的灰犀牛”。为什么这么说？在疫情暴发前，很多发达国家一直在讲，不能让经济空心化，不能让这么多产业链都在中国进行，我们要搬回来，特朗普时代反复讲这个道理。疫情来了以后感觉更深了，他们突然发现口罩生产不了，呼吸机生产不了，维生素、抗生素也都是在中国生产，一个数据，“全球90%的维生素、抗生素的原料在中国的江苏、山东和福建”，所以他们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是比较高。

疫情过去之后，这些国家一定会想方设法，按照政治逻辑重新布局产业链。大量的产业链很可能从中国搬走，不一定回东南亚、越南、印度，而是直接去了发达国家。这个做法违反了成本最低的经济原理。之前产业链全球布局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未来这么做是政治考虑，对中国经济肯定是负面影响。

第三个灰犀牛是“低碳灰犀牛”。现在发达国家都在卯足了劲减碳，中国政府也宣誓2030、2060的减碳目标。但问题是，现在我们新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技术并不成熟，成本非常高，一般认为是翻一番，这个成本对于发达国家经济影响比较小，因为这些国家主要产业是第三产业，但对我们的影响会比较大。   

所以从国际形势来讲，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中国经济未来若干年，至少“十四五”期间，考验相当之大。    

国内怎么样？国内现在我们也碰到了很多实质性困难，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地方债务水平很高。我们做过一个保守估计，整个地方债占GDP的比重在50%以上，很多的地方，这个比例要超过本地的GDP。  

与此同时，各个地方政府的税收来源又非常有限，过去的营业税现在变成了增值税，增值税大头要上交中央，所以各个地方政府不堪重负，没有资金去改善公共服务，大量的资金需要去还债，这使得地方政府吸纳外来人口、加快城镇化的动力不足，不知所措。这是由于历史包袱所形成的经济主体行为动力不足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房地产，中国房地产现在已经进入稳定时期，不像过去高歌猛进，过去中国的房地产一年投资能占到GDP整体投资的20%，但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由于很多超大型房地产公司过去四五年一直在卯足了劲转型，做新能源车，做文化产业，做快销品，但他们经验不足，这里面每一个行当都非常专业的，从结果来看都不是很理想，由此形成了很多债务问题。

所以从国内市场来看，未来若干年的困境会很多，我们一定要从传统的增长方式转到新的增长方式，要想方设法释放10亿人口的购买力，要把他们吸引进城，释放一年300多万的大学工科类毕业生的创造力。   

今天我要讲的第二个话题跟企业家相关。刚刚我讲“中国经济未来这几年可能需要做出非常艰苦的调整，才能够重新奠定更好的发展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观点是，我们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呼唤硬核科技的突破。    

我刚刚反复讲，中国经济两个新增长点，一是10亿人口要进城，要把他们纳入现代化经济生活的轨道。第二是产业升级，产业升级的本质是硬核科技要不断地突破和升级。在这个时代，我们最需要新增长点，最没有争议的新增长点就是硬核科技的突破。

具体来看，哪些是硬核科技？在我看来主要有这么三类，一是量子计算，也就是下一代计算机。大家都知道现在靠芯片和传统半导体，它的计算能力、能量密度已经越来越到瓶颈了，所以必须找量子计算这种新的突破。还有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需要大量编程能力，而且算法是需要靠场景来推动的，应用场景多了以后，会推动算法和基础理论不断突破，这一类中国绝对不该也不会缺位。    

第二类是“核心零部件”。以高铁为例，高铁我们搞得很好，全球里程最高，速度最快，但高铁我们只是系统领先，很多关键零部件我们是不行的，比如轴承，轴承这个技术至少一年多前我请教专家，现在还不能说完全过关。

再举个例子，我去看了国内一个领先的机器人生产企业，合资汽车厂的焊接线已经用它的设备了，但是这个机器人生产系统里面若干个关键零部件还得靠进口。这些方面我们缺的是非常非常多的。   

第三个就是综合利用新科技，能够解决百姓生活痛点的新商业模式。我们都知道零售现在逐步电商化了，拿个手机就可以买东西了，经过十几二十年的尝试，这个产业已经很成熟了。我相信未来还会有很多老百姓生活的痛点，可以通过这种高科技的运用来化解。

中国经济以后一定会产生一个第四产业，就是信息服务。第四产业的核心是年轻人不满足于线下生活，不满足于今天，不满足于自己的存在，他要创造一个新的存在，一个新的自己，在虚拟空间进行交易和各种社交。这个事情以后肯定会逐步变成一个产业。

我这里要特别强调，这种第四产业完全是为了百姓信息和心理需要的，是形而上学，而不是形而下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需求，这种需求是中国未来的一个增长点。这种第四产业也不可能完全去中心化，他需要政府去调解。所以党的报告里讲，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的发挥作用，这句话在虚拟世界同样适用。   

今天讲这么多，总结两句话，一是在经济工作上，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决不能够掉以轻心，中国经济有潜力，还能够发展，但是需要付出艰苦地努力，才能够把这个潜力释放出来；第二，我们今天比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硬核科技的突破和硬核实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