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经济剧变与国民财富》，作者：菲利普·阿吉翁等 ，36氪经授权发布。

早在20世纪70年代，自然资源的损耗就成为经济观察家与决策者的重要关注点之一。1970年，罗马俱乐部委任的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小组提交了《米多斯报告》,认为有必要结束由工业革命自1820年启动的增长过程，让人类转入零增长轨道：“鉴于不可再生资源的存量有限且日渐减少，以及地球上的空间有限，我们必须普遍接受如下原理，人口增长最终将导致生活水平下降以及更多的复杂问题。”

克里斯蒂安•戈利耶在颇具启发性的著作《月末后的气候》中清晰地指出，直至19世纪初，大气中的碳浓度一直稳定在百万分之280(280ppm)以下。海洋与植物的光合作用足以吸收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然而随着1820年开始的工业起飞及大规模煤炭开采，这一平衡被打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从那个世纪初的280ppm持续增加，至2018年达到410ppm。二氧化碳浓度的急剧提升造成了温室效应，引起全球气候显著变暖。全球变暖对环境有诸多后果：干旱、野火和洪水变得愈加频繁与严重，生物多样性明显减少。全球变暖对人类活动也产生了影响，例如，与气候有关的自然灾害引发的死亡增加，热浪导致生产率明显下降等。

自然资源的损耗与迎接气候变化挑战的必要性给我们提出了若干问题：自然资源的有限存量与气候变化的约束是否注定经济将陷入停滞，甚至负增长？我们该如何设计向清洁能源的转型？各国政府为抗击气候变化，并继续促进高质量和可持续的增长，有哪些主要的政策杠杆？著名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等人在《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一书提出了新的思考。

创造性破坏是极其强大的变革发动机

马尔萨斯陷阱指出，长期增长不可能实现，技术进步永远不能给一个经济体的人均GDP带来可持续增长，因为人均GDP的任何提升都会导致人口增加，然后把人均GDP拖回维持生存的水平。该理论范式看似颇为极端，但现实社会中的许多人其实都是马尔萨斯主义者，只是不自知而已。

设想一个经济体的增长完全来自资本积累，最终生产的消费品（最终产出）需要资本和自然资源两方面的投入。资本积累——投资——等于储蓄，而储蓄则是最终产出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均用于消费。再假设自然资源的存量有限，于是我们可以证明，无论资本积累的回报率随积累数量增加上升或是下降，以下两个命题都成立：第一，这个经济体在极长期里必然陷入停滞；第二，短期内的增长减速会延长经济体的整体寿命。

那么我们能逃脱这一逻辑吗？与马尔萨斯陷阱的情形类似，答案可以用一个词简单概括：创新。只有创新能推迟可能性的极限；只有创新可以在改善生活品质的同时消耗越来越少的自然资源，排放越来越少的二氧化碳；只有创新能帮助我们发现更清洁的新能源，例如，核能发电站的建设就帮助法国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进一步推动了这个进程。

创造性破坏是这样一个过程：新的创新涌现，让现有技术变得过时；新的企业加入，与现有企业展开竞争；新的工作岗位与生产活动出现，取代现有的岗位与活动。

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第一，长期增长是累积式创新的结果；第二，创新依赖激励和财产权利保护；第三，创造性破坏带来的增长是新旧势力之间永恒争斗的舞台，上演的剧情关系到所有在位企业、所有大型联合集团，它们总在设法阻挠或推迟新的竞争者闯入自己的地盘。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又称为熊彼特范式。

创造性破坏是极其强大的变革发动机，它不仅能用新技术取代旧技术，而且能开辟生产工艺深刻变革的通路。环境危机呼吁在某些领域推动激进变革，例如改变能源消耗构成，更多利用可再生能源，这要求整个能源产业改变商业模式。此处的关键问题是，创新会不会自发转向污染更少、更节约自然资源的技术，还是说有必要进行政府干预？

企业是否总会自发选择绿色创新?

绿色创新又名生态创新或环境创新，意指在整个生命周期中能减少环境风险、污染和资源消耗负面影响的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方法。

改善资源循环的绿色创新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们超越了渐进式创新（例如提高现有机器的能源效率），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循环经济是真正的模式变革，它打破了开采、制造、消费、丢弃的线性经济模式，转而采取环形经济模式：开采、制造、消费、回收、制造……形成不间断的良性循环过程。

企业是否总会自发选择绿色创新?

通过对汽车产业的分析，近期的一项研究指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几位学者从8个国家的汽车公司在1978-2005年申请的专利数据中，区分了支持电动车发展的“绿色”创新与支持内燃机汽车发展的“污染”创新。利用这些数据，他们考察企业的创新历史，以分析决定企业倾向于开展绿色创新而非污染创新的因素。过去在污染技术领域取得过创新成就的汽车公司，是会继续之前的路径，还是会转变轨道、开展绿色技术的创新？

有人或许认为，过去开展内燃机创新的企业因为看到此类创新收益递减，会认为转向电动车开发更有利可图。但上述几位学者的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一家企业过去在内燃机创新上的成果越多，就越倾向于延续该领域的创新。或者说，企业会坚守自己已经掌握比较优势的业务领域。这种路径依赖意味着，如果任其自由选择，已经取得内燃机开发经验的企业不会自发转向关注电动车。因此，有必要通过政府干预来激励企业调整创新活动的方向，从污染技术转向绿色技术。

哪些政策可以促进企业摆脱路径依赖？

是否一开始就要设置较高碳税率？

是选择从一开始就设置较高的碳税率，给当前世代造成强烈影响；还是逐渐提高税率，让当前世代与未来世代更平均地分担成本，哪种办法更好？

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如何选取今天与未来之间的贴现率。这也是威廉•诺德豪斯的乐观主义方法与尼古拉斯•斯特恩的悲观主义方法的差别所在。

尼古拉斯•斯特恩是英国经济学家、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是环境与发展领域的世界知名专家，尤其以《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报告为大众熟知。该报告首次把经济学领域的人才动员起来，评估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成本。该报告的结论可谓旗帜鲜明：只有采取强烈而果断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才能让我们避免世界范围内每年5%~20%的GDP损失。

威廉•诺德豪斯是美国经济学家，执教于耶鲁大学。他与马丁•魏茨曼—起率先为气候变化建立模型，尤其以环境经济学研究著称，特别是气候经济动态综合模型。该模型综合考虑了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二氧化碳排放、碳循环、气候变化、气候灾难与气候政策等因素。

诺德豪斯认为，到2100年，地球气温提高3摄氏度将导致全球GDP下降2.1个百分点，提高6摄氏度会导致GDP下降8.5个百分点。可见，全球变暖造成的影响将非常小，因为全球GDP在一个世纪中出现8.5%的跌幅只相当于每年的增长率下降不到0.1个百分点。

诺德豪斯设定了一个较高的贴现率，从而赋予未来世代相对于当前世代较低的权重。他的乐观态度来自如下理念：经济增长将使未来世代比当前世代富裕得多，所以他们将有更好的条件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他由此建议采取更加渐进式的碳税。而斯特恩采用的贴现率较低，主张采取强烈而迅速的行动。

三点启示

让我们设想，某个经济体既生产内燃机汽车等污染产品，也生产电动车等非污染产品。只有污染产品的生产会导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从而使全球变暖。技术进步的方向是朝向污染产品还是非污染产品，取决于企业的创新决策是投入污染技术还是绿色技术。

在这个技术进步由内生决定的经济体中，存在两类外部性。第一类是环境外部性，与污染产品生产及其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有关，第二类外部性则与创新的路径依赖有关：当企业决定开展污染技术而非绿色技术创新时，它并未考虑这一决定会促使自己在未来更多投入污染技术的创新。我们都会自发地在自己原本擅长的领域开展创新。如果你擅长烹饪，而不是跳舞，那你很自然地会继续关注提高厨艺，而非舞技。

由此得出的第一个启示是，即使接受诺德豪斯的较高贴现率，我们可能仍需要立刻采取行动，把创新方向调整到非污染技术上。为理解这点，可设想在初期阶段，内燃机的生产技术比电动车技术发达得多。由于路径依赖，在没有政府干预时，企业都会继续从事内燃机创新，因为这是它们最擅长的领域。于是，内燃机技术与电动车技术之间的差距会继续扩大，等到未来再采取调整创新方向的政策时，将需要付出更长的时间和更高的成本。

第二个启示是，政府干预是暂时性的。一旦电动车技术追赶上燃油汽车的技术，企业就会自发地继续开展电动车创新。同样是路径依赖在起作用，但这次是对绿色创新有利。

第三个启示是，由于经济中存在两类效率损失，即环境外部性与路径依赖，因此我们需要两种经济政策来调节。碳税的主要目标是纠正环境外部性，补贴绿色创新则是为打破路径依赖。虽然设置较高的碳税确实会削弱污染创新的激励，但双管齐下的办法，则可以适度降低有效抑制全球变暖所需的碳税增幅。

民间社会可以扮演关键角色

消费者确实有影响企业决策的力量。

因此在消费者真正关心环境的国家，汽车市场上的激烈竞争会促使生产商开展更多绿色技术创新，如电动车等。竞争促使企业通过创新来提升产品价值，以取得领先地位。类似的理念也可以适用于开展定向创新、消费者支持环境保护的经济体。在此情形下，激烈的竞争将驱动企业开展相关创新，以压低产品价格与环境影响的比率，也就是说利用更加环保的技术来超越竞争。相反，在消费者更加关心产品价格而非环境后果的经济体中，竞争加剧就不太会刺激绿色创新，反而可能使环境问题恶化。此情形可以称作“发展综合征”：竞争加剧使价格下降，消费者需求增加，导致更大的产出与更多的污染。

我们做了一项研究，分析竞争程度与社会环保态度如何影响企业开展内燃机或电动机创新的概率，研究的重点放在汽车产业。研究得出的主要发现是，在碳税之外，产品市场竞争加上消费者对环境的关心构成了强大杠杆，推动企业走向绿色创新。该结果很有参考价值，因为它揭示了在碳税与研发补贴之外另一条抗击气候变化的补充途径。这一途径就是实施教育政策，以增强消费者对环境议题的关注，并加强竞争，尤其是通过开放产品市场和约束游说活动。

结论

书名：《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经济剧变与国民财富》作者：菲利普·阿吉翁等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法兰西学院院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计量经济学会会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曾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内生增长理论”的领军人物，“熊彼特增长范式”的创建者之一。他曾获得欧洲经济学会授予45岁以下欧洲优秀经济学家的Yrjo Jahnsson奖。